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问题与需求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居民参与既是增强社区居民获得感与归属感的重要方式，也是激发社区活力的关键。
以问题为先导，精准识别需求。就居民参与的内在动力机制而言，其一是社区公共性——居民参与的动力源供应不足的问题。社区公共性源于居民需求和对个人私利的追求，若对居民需求的摸排不够精准，公共利益脱离个人利益，甚至与个人利益相冲突，社区公共性的生成则会大打折扣。其二是“理性人”——居民参与不作为的群体占比较高的问题。如部分社区的“搭便车”现象较为普遍，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此现象源于“理性人”所认定的“最经济”行为，即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回报。而当“理性人”于社区的比重过高时，则会导致居民参与向冷漠化、低质化发展。其三是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居民参与的内驱力较低的问题。由于部分社区以往的治理模式偏向“单向度管理”，社区居民心理上还存有对政府的依赖性，缺乏身为治理主体的自觉，从而对转型后的社区抱有陌生感，难以真正融入社区大家庭。
就居民参与的外在动力机制而言，一方面，多元主体共治工作尚不成熟，如社区居委会行政化、社区事务各治理主体互相推诿、社会组织及专业社工机构的优势未发挥等，因此居民难与其他协同治理主体建立信任关系。另一方面，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平台建设还不完善，如居民议事组织活跃度不足、智能化平台的应用场景有限等，容易在服务需求满足与服务供给效度间产生错位。
以需求为基础，完善居民参与。其一，强化居民需求导向。鉴于社区公共性不是自发性，而是需要外力激发，多元治理主体发挥协同合力以摸排社区居民需求的思路值得实践。应以社区党建为引领，构建社区居民需求地毯式摸排“同心圆”。一方面，由党员骨干组建“党员先锋队”，主动摸排社区居民需求，为社区居民纾难解困；另一方面，党建触角向社区延伸，实现服务群众“零距离”。政府应大力推动服务和管理资源向社区下沉，增强基层资源供给能力。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志愿者需以“铁脚板”继续推进居民需求帮扶工作；社区社会企业需以市场优势盘活社区资源，增强社区财力；社会工作者需扎根社区，为居民提供陪伴式服务，以专业本领挖掘居民深层需求。
其二，加强对居民参与意识的培育。居民的参与意识一方面可以对非理性行为形成价值约束，另一方面可以培植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此，迫切需要培育居民参与意识，以促使居民自身有序参与社区治理，养成主人翁意识。应发挥党员参与的先锋模范作用。如党员带头学习垃圾分类的知识，切实做到分类投放垃圾，为社区居民做好示范引领。发挥政府宣传教育作用。如打造“平安社区”主题宣传活动，以宣传栏、条幅、讲座等不同形式，普及安全防范知识，从而提升居民维护治安、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发挥社会工作的价值递送作用。由个人到群体再到社会，社会工作服务不断扩展，甚至可以联动其他机构及团体可以进行多元合作共治，从而使“助人”的专业价值观根植于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中，不断生根发芽。奥尔森认为个人行为理性对集体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反之，“理性人”的行为逻辑是为集体中多数人所“意会”的，因而将积极的个体与其他不作为的群体区别对待就显得尤为重要。由此，应以社区为平台，组建由党员骨干、居民代表等成员构成的测评小组，围绕社区居民“关键小事”，对参与的居民进行“选择性激励”，即为个人理性参与行为单独予以奖赏，而非集体的共享奖赏。
其三，搭建智慧联动平台。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不断发展，智能化赋能居民参与已成为必然趋势。然而，如果数据无法在各治理主体间实现共享，智能化所能为居民参与提供的便利就存有局限。对此，亟须打破各治理主体间的信息壁垒，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智慧联动服务平台。发挥党组织的纽带作用，串联社区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工机构等，实现线上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为居民参与提供信息支撑，从而引导居民参与规范化。
（作者系苏州大学苏南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