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姑苏”得名看南方古地名溯源
苏州之前有“姑苏、吴州”等名称，姑苏或作“姑胥、姑余”，自唐代张继“姑苏城外寒山寺”诗广为流传后，“姑苏”便久负盛名。“姑苏”得名的由来，也就成为历代学人探寻的热点问题。与中原地名不同的是，南方古地名的溯源需要与原有的底层语言相关联。也就是说，要解释“姑苏”名源，当从古吴语的底层语言说起。下面以“姑苏”为例，谈谈南方古地名的探源问题。
解释要符合历史事实。如“姑苏”源于舜臣“胥”说。作为地域名，“故胥”最早见于东汉《潜夫论·论边》之“范蠡收责（债）于故胥”；又《越绝书》《吴越春秋》作台名，写作“姑胥”。清代张霞房的红兰逸乘》解释说“盖胥者，舜臣名，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吴者也，故名其地曰故胥，后世转音为姑苏”。从文献材料上看，说“姑苏”源于“故胥”的仅此一见。姑苏”作为地名，最早见于战国前期，如《国语》“（范蠡）至于姑苏之宫，不伤越民，遂灭吴”。西汉《史记·河渠书》：太史公曰：上姑苏，望五湖。”有学者根据《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军从王，胥门巢将上军”之“胥门巢”推断“故胥”或姑胥”要早于“姑苏”用名。东汉文献中的“故胥、姑胥”源自何处，尚不得考。根据《史记·伍子胥传》：“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又《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乃蔽其面，曰：‘吾无面以见子胥也！’”可见，伍子胥死后，吴遭越难，吴人从上至下都表达了对伍子胥的纪念，便以其名作地名，于是“胥山”“胥江”等应运而生。可见，姑苏台当由“胥山”而得名，而非舜臣之说。
解释要突破汉字汉语思维。从《说苑》中的“越人歌”和《越绝书》之“勾践《维甲令》”等少量文献研究看，春秋以前江浙沪一带主要讲的是古越语，而古越语与壮侗语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实际上，这些材料保留的并不多，除了上述文献，还有地名、人名等专有名称材料。南方古地名多用音近的汉字记录，所以“姑苏”写作“姑胥”，“蒲胥”写作“蒲疏”。“苏”“胥”的上古音只是元音长短的不同，“胥”“疏”也只是声母不同，分别是心母和审二母。有学者根据现代壮侗语“大名冠小名”的格式，认为“姑苏”的汉文语序应当是“苏姑”，“姑”是“岵”的借字，义为“山”；还有学者认为“姑”与“朱、诸”相通，义为“官”；“苏”与“余”通，因为“朱余”在古越语中对应“官盐”，按汉语语序就是“盐官”了，以此解释“姑苏”也是“盐官”。我们发现古越语中地名格式有两种：一种是“大名冠小名”格式，如“夫椒”，“夫”对应了壮语的“岜”，上古音都是帮母鱼部，在壮语、布依语中都是“山石”的意思；另一种是齐头式地名，都是“词头+词根”，“姑苏”当属于这一类。把“姑”当作“岵”这便是立足于汉字汉语的思维。且不说立论是否正确，单就“姑”从古得声而言，很难解释为“山”。据方国瑜的研究，汉语从“古”得声的字都表示消极意义：清人陈立从《说文》中列出近30个从古声字，多是贬义；谭嗣同《仁学篇》也提到“于文从古，绝非佳义”。《诗经·陟岵》“陟彼岵兮”，毛传：“山无草木曰岵。”段玉裁：“岵之言瓠落也。”《庄子·逍遥游》：“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瓠落，即空旷无物的样子。因此，用“岵”解释“姑”，与苏州“山多草木”的地貌实情并不相符。
解释要合源语言。既然江浙一带的地名音义可以与壮侗语建立对应关系，解释它们的来源就一定要与源语言相合。用于地名的“姑”，除“姑苏”之外，古代还有姑蔑、姑灌、姑媱、姑射、姑逢等。类似的古地名还有：句章、句容；於越、於潜、乌程、乌伤；无锡等。以上姑、句都是见母，鱼侯部相通；於/于、乌、无，都是鱼部，影、余母相通。将这些成分定为地名词头，合乎源语言的构词特征，是可信的。
关于“苏”的语源问题，学者们多认为暂不可解，其实可以通过与壮侗语比较得到一些尝试性解释。“姑苏”之所以能够取代“句吴”，一定有某种语义上的联系。上文说过“姑、句”语音相近，功能相当。“苏”和“吴”在语音上也有关联，上古分别是心母鱼部和疑母鱼部，古音相似。我们认为，这个音对应的是壮侗语各语言中表示[水]的词：侗语、水语、毛难、临高、傣西读作[nam]；状语、布依语、傣德语只是声母发生了细微变化；仫佬语主要元音变成了央元音，黎语主要元音变成了后半高圆唇元音。而对应的汉语记音字“苏、吴”的鼻音尾都脱落了，从而用长元音得到补偿，这种变化符合音理。吴地自古就是江南水乡，古越语“吴、苏”的语义与[水]相关，正与本地区的地理风貌相契合。从“句吴”在春秋王器的用字看，“工█”“攻敔”“攻吴”，都与“苏”有语音上的联系，“吴”字始见于夫差的《大差剑》，当是迁都姑苏以后的用字。
从“姑苏”溯源可看出，研究南方古地名需要结合多方面考查，尤其需要从地名源语言出发，突破汉字汉语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