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与典籍，镌刻着中国之精神、民族之灵魂，不仅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更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建立文化强国的动力与源泉。

江苏历史文化底蕴深厚，2016年启动实施的“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以“书目”“文献”“精华”“方志”“史料”“研究”六编，更是将古籍的研究与整理推向高潮，计划至2025年，编辑出版《江苏文库》3000册。那么，在古籍中我们如何去了解江苏文化的发展历史，乃至它在中国以及世界的影响，从传统文化中获得更多的文化自信？近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思想繁荣，众多哲人绽放璀璨光芒

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被后世尊为“孔圣人”，那么你知道与孔子齐名的南方人是谁？“南派夫子”又是指谁？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文学院博导周群告诉记者：“季札是历史上南方第一位儒学大师，与孔子齐名，同时也是孔子仰慕的君子，被称为‘南季北孔’。”

据周群介绍，吴国第十九位国君寿梦有四个儿子：诸樊、馀祭、馀昧（一说夷末或夷昧）、季札。寿梦觉得第四个儿子季札最有德行，可是按照制度，他应当传位给老大诸樊。季札的三个哥哥也觉得季札最有能力，争相拥戴，可是季札坚决不同意，诸樊最终继位。季札因受封于延陵（在今常州、江阴地区）一带，又被称为“延陵季子”。

季札于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8年）出使鲁国，这年孔子才3岁。鲁国的贵族为他演奏周乐，季札以深密的感受力和卓绝的见识，透析了礼乐之教的深远蕴涵，以及周朝的盛衰之势，语惊四座，引众人赞叹。

季札一次途经徐国时，徐国的国君非常羡慕他佩带的宝剑，难以启齿相求，季札因自己还要遍访列国，当时未便相赠。待出使归来，再经徐国时，徐君已死，季札慨然解下佩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松树上。侍从不解。他说：“我内心早已答应把宝剑送给徐君，难道能因徐君死了就可以违背我的心愿吗？”此事传为千古美谈。

“季札对于孔子文艺观具有直接的启示之功。孔子是儒家文艺观的杰出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季札观乐所体现出的诗乐观念、审美标准以及观世功能，都对于儒家文艺思想具有骅骝开道的作用。就此而言，季札的文艺观又有‘启圣’之功。季札践行心诺、挂剑墓树的兴举，是古代诚信守义的典范，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诚’与‘信’的内涵。”周群说。

孔子有个学生叫言偃，字子游，是常熟人，虞山脚下有他的封土墓，被誉为“南方夫子”。

《说江苏》记载：“在《论语》中记载孔门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门学科中八个成绩最好的弟子，言子是文学科中的优秀代表，《礼记·礼运》中记载孔子‘天下为公’的大同学说，是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传授给他的。两千多年后，中国人根据这样的思想建立了现代民主共和国家，这句话也被镌刻在南京中山陵的牌坊上。”

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被后世尊称为朱子，他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的人。其实朱熹理学与江苏也有关系。

据《说江苏》记载，北宋新儒学的代表性思想流派是理学，或道学，对宋以后的中国文化影响至为深远，由所谓的“五子”，即周敦颐、邵雍、张载以及程颢、程颐兄弟不断努力而形成。福建人杨时是“二程”的学生，就是成语“程门立雪”的主人公，学成告别时，程颐站在书院门口目送他远去，意味深长地说：“吾道南矣！”这是理学正宗传到南方的象征。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杨时来到无锡，在东门附近见一处风景与早年游历的庐山东林寺仿佛，于是便建造了一所东林书院，将理学传授给无锡人喻樗和福建南平人罗从彦等。罗从彦的学生李侗是个隐士，将学问传给了朱熹。朱熹采辑宋代理学家的观点，撰写了《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后人并称为《四书》。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兴无说：“如今，当你走进东林书院，会看到正门前的石牌坊上题有‘闽洛中枢’四个字，所以，江苏地区是中国理学传播的中枢站，孕育了南宋理学。”

明清之际，江苏大地上更是出现了各种学派，可谓百花齐放。

“泰州学派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成为晚明显学。”据周群介绍，王艮，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安丰）人，是泰州学派的创立者。他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年），世代为灶户（烧盐的苦力），十九岁时随父王守庵经商至山东，在山东拜谒孔庙时，受到很大启发，认为“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于是日诵《孝经》《论语》《大学》。38岁时远赴江西游于王阳明之门，下拜执弟子礼。王艮经常与师争论，坚持自己的观点。

他的学生大多为下层群众，计有农夫、樵夫、陶匠、盐丁等487人。“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以平民儒学为特征，使自汉代儒学正统化成为士人利禄工具之后，重新恢复了儒学面向民众的一面。王艮提出的乐学说、百姓日用即道、以身为本的‘淮南格物’论都体现了泰州学派的平民儒学宗旨。从而形成了儒学史上的‘一大变’，泰州学派继承了王阳明挺立主体精神的传统，赋予了儒学的近代化因子。”周群说。

明清之际的三位大儒是江苏的顾炎武、浙江的黄宗羲、湖南的王夫之，其中顾炎武对清代学术转变的影响最大，他强调学以经世，反对明末空谈心性的空疏学风。他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名言，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治学注重实证，带动了北方的学者而与浙西之学者应和，为清代乾嘉汉学开启先河。

乾嘉学派，由于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鼎盛，故得名，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而著称，一般说来以惠栋（今苏州人）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影响最大。扬州学派也是乾嘉汉学的重要分支，将乾嘉汉学推向巅峰，并在历史转折时期开启了近代学术之先河。此后清代的经学内部又分出常州今文学派，为晚清政治变革奠定了学术和思想基础。

文学昌盛，四大名著都与江苏有关

千百年来，江苏人民依靠智慧和力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2019年10月31日，南京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学之都”。

“‘四大名著’都与江苏有关，首先他们的作者几乎都是江苏人，比如：《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于南京；《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淮安府山阳县人（今江苏淮安）；《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生于江苏兴化；《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据说是施耐庵的徒弟，参与了《水浒传》的撰写。”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告诉记者。

据苗怀明介绍，四大名著中也多次提到江苏地名。《红楼梦》第一回故事基本发生在苏州，把阊门称为“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第二回基本在扬州。此后，出现了石头城、六朝遗迹等一系列南京地标。最后一回中贾政在南方料理丧葬的事后回京，在经过毗陵驿时与贾宝玉匆匆见了一面，毗陵一般指今天的常州。

《西游记》中“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一回中两次提到唐僧的父亲陈光蕊是海州人，在第十四回中唐僧也自称是海州人。

《三国演义》中描绘了一系列镇江、南京城内景致，包括甘露寺、“天下第一江山”、“恨石”、“驻马坡”等。最后一个呈现的城市是南京，其事迹是西晋灭吴，三家归晋，全书因此告终。

《水浒传》中提及镇江的金山、焦山、北固山，把金山叫做“寺里山”，称焦山为“山里寺”等。

今天江苏十三个设区市在四大名著中被提及的有南京、镇江、扬州、苏州、连云港、淮安、徐州、常州、无锡等九个，其中绝大部分城市至少被两部著作提及，充分显示了江苏城市的形象传播力。

为什么四大名著都会和江苏有关呢？苗怀明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江苏历史悠久，有丰富的人文底蕴。江苏是融四面八方多元文化于一体的地方，南北兼收，多民族融合，为小说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二是经济发达。任何时候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学创作也不例外，古代能够有能力、有时间、有条件写出如此优秀文学作品的人，应该都是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这就决定了这些大文学家们，需要生长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江苏无疑是适合他们创作的地方。同时，贯通南北交通的大运河也为创作这些鸿篇巨制提供了养分和素材。

除四大名著外，古代江苏籍的文人和文学著作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赫兆丰娓娓道来——

西汉时，枚乘（今淮阴人）写下了大赋《七发》，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后来沿袭《七发》体式而写的作品很多，在赋史上，“七体”成为一种专体。

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颙撰成《四声切韵》，沈约、谢朓、王融等人将四声、病犯的理论应用于诗歌创作，创立了中国古代格律诗的雏形“永明体”，中国的诗歌从此不再完全作为音乐的附庸，找到自己的韵律，为唐诗的繁荣打下重要基础。

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组织编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文选》，后世也称之为《昭明文选》，唐宋有“《文选》熟，秀才足”“《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此书影响深广，是中国文学的经典。

唐代几乎所有的大诗人都来过江苏。王昌龄做过江宁丞，被誉为“诗家夫子王江宁”。李白对金陵的名胜和人情十分眷恋，也喜欢烟花三月的扬州。杜甫在金陵瓦官寺里看过顾恺之画的佛像。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都做过苏州刺史。

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作在五代词中别树一帜，对后世词坛影响深远。王安石先后在南京生活了20年左右，死后葬于钟山（今紫金山半山园）。王安石的诗含蓄深沉、雅丽工巧，被称为“王荆公体”。高邮人秦观为词坛大家，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范成大是平江府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是南宋四大诗人之一。

元代倪瓒是江苏无锡人，位列元四家，对董其昌、石涛等名家均有重要影响。

王世贞是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今江苏省太仓市）人，明朝文坛领袖；唐寅，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明朝著名画家、书法家、诗人；冯梦龙，明朝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人，文学家、出版家，著有《三言》《东周列国志》等。《牡丹亭》作者汤显祖，在南京先后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

金圣叹，明末清初苏州吴县人，是著名的文学家、文学批评家，中国白话文学研究的开拓者，林语堂誉之为“十七世纪伟大的印象主义批评家”。孔尚任为创作《桃花扇》，游览了扬州梅花岭、史可法衣冠冢、南京明孝陵、燕子矶、栖霞山白云庵等地。郑板桥是扬州八怪之一，诗、书、画皆是一绝。《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定居秦淮河畔，又称“秦淮寓客”，在南京完成了这部巨著。

其他如东晋医学家葛洪、书圣王羲之、画家顾恺之；南朝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出生于建康），医学家陶弘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徐霞客（今江阴人）……他们都是今江苏地区人，或在今江苏地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描绘江苏的文学作品中留下大量经典诗句，如南朝谢朓作的《入朝曲》云：“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凝笳翼高盖，叠鼓送华辀。献纳云台表，功名良可收。”

“这样的诗句至今读来，还是宛然在目、真切入耳，富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表示，“‘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成为‘文人看南京’的‘南京城市名片’，成为高铁驶入南京时的欢迎语。这张名片与这句欢迎语，既透着一股烟水江南的自豪、一种龙盘虎踞的霸气，也表达着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南京人‘献纳云台表，功名良可收’的文化自信与人生追求。”

世代书香，方志藏书全国领先

地方志，是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的记录。梁启超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

“据统计，1949年前纂修的历代方志逾万种，占古籍文献总数的1/10。成书于东汉时期记录吴越地区历史文化的《越绝书》，是现存最早的方志，被誉为‘地方志鼻祖’。”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左健伟告诉记者，“江苏素有‘方志之乡’的美誉，编修地方志已有2000多年历史。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江苏地域共编纂各种志书约1200种，流传到现在的也有近千种，占全国的1/10左右。”

左健伟还告诉记者：“明代在南京完成的《永乐大典》、清代在扬州完成的《全唐诗》，都是在江苏编纂完成的集中国古代典籍文献于大成的类书。”据了解，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在南京登基，从永乐元年（1412）到十八年迁都北京，明朝在南京编纂了一系列大型的文化典籍。他命解缙等人在永乐年间编成了三亿七千万字、二万二千多卷的《文献大成》，后改名《永乐大典》，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较《大英百科全书》早三百多年。

清代的扬州是漕运和盐运的枢纽，富甲天下，康熙四十四年（1705），《红楼梦》作者的祖父、江宁织造曹寅奉旨在扬州开设《全唐诗》诗局，仅用一年多时间就编纂刊刻了《全唐诗》计九百卷。

江苏藏书事业历史悠久，许多文人学士都有藏书的习惯。《南唐书》记载：“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江苏历史上有多个闻名天下的藏书楼。

据苏州地方志办公室的专家陈其弟介绍，铁琴铜剑楼，坐落于江苏省常熟市古里镇区中心。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与山东聊城的海源阁、归安（今浙江湖州）陆氏的皕宋楼、钱塘江丁氏的八千卷楼合称清代四大私家藏书楼。铁琴铜剑楼由常熟瞿绍基所建，瞿氏五代藏书楼主都淡泊名利，以藏书、读书为乐。瞿氏第二代、绍基之子瞿镛，对鼎彝古印兼收并蓄，在金石古物中，瞿氏尤为珍爱一台铁琴和一把铜剑，铁琴铜剑楼由此得名。铁琴铜剑楼以藏书质量高、数量多而著称于世。藏书历经五世传承，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十字：“读书、藏书、刻书、护书、献书”。新中国成立后，瞿氏后代将家藏的众多珍本、善本及文物捐给国家，为中国文化研究和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津逮楼位于南京甘熙故居内，建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是一座仿宁波天一阁建造的藏书楼，以“津逮”命名。“津逮”语出《水经注·河水》“悬岩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积卷矣，而世士罕有津达者，因谓之积书岩”，意为“求知的入门之路”。津逮楼是清末南京最大的私人藏书楼，甘氏父子曾遍访吴越，收集书籍10万余卷藏于此楼。

“私人藏书楼，保存了大量典籍，也加快了典籍的传播，造就了图书事业的繁荣。藏书楼也为江苏教育的兴盛创造了条件，培育了江苏人的儒雅书卷气质，促进了江苏学术研究的兴旺发达和深入发展，为中国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活力。”陈其弟说。

历史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过去；但重温历史，是为了让我们增强历史自信，并创造更辉煌的未来。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是清代常州人赵翼创作的组诗《论诗》中的一首。

“此诗反映了作者诗歌创作贵在创新与引领的主张。他认为诗歌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诗人在创作诗歌时也应求新、求变、求突破。诗歌并非只有古人的作品才是最好的，每个时代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诗风、诗作和诗人。”常州大学周有光文学院院长葛金华说。

葛金华表示，每个时代都会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从文学史的长河中，诗人赵翼看到了每一代人的责任、担当与追求。一个“领”字，道出了诗人心中的豪迈之气，既有不让古人、一争高下，事事当争第一流的志气，更有他这一代诗人的自信与风采。“不薄今人爱古人”，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要做一个时代的自信者，一个时代的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