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中国经济新发展阶段“新”在何处？
12月28日-29日，由新华网主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主办，新华网思客、人文清华承办的“2021新华网思客年会”在北京以线上论坛的形式举行，本次年会聚焦“中国经济的下一程：新格局新优势 新篇章”。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高培勇认为，在新发展阶段做好经济工作必须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我国宏观政策的配置将越来越和微观基础紧密对接，越来越和市场主体深度融合。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出席“2021新华网思客年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以下为主要演讲内容：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中国经济的下一程，所谓下一程肯定是相对于上一程而言的，我们现在所说的下一程，实际上指的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
与以往相比，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究竟有何不同？首先，我们都知道新发展阶段，是在我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后，进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这样的阶段，这体现出新发展阶段的一个突出变化——发展目标变了。过去我们的发展目标或者在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前的发展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新发展阶段的发展目标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显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站在了更高的历史起点上，追求更高的发展目标，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要去“摸更高的房梁”。
第二，新发展阶段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在哪？复杂在什么地方？集中到一点，就是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因此，新发展阶段也是一个不稳定性、不平衡性显著增加的阶段。
第三，新发展阶段仍然属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是无论是机遇还是挑战都与既往不同。以前当我们谈论机遇时，常说机遇相对容易把握；当我们谈论挑战时，常说挑战相对容易识别。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是机遇还是挑战，把握和识别的难度都在显著的增加。
不难看出，新发展阶段最基本、最深刻也是最关键的变化，就是安全的意义在凸显。在新发展阶段做好经济工作，必须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
既然统筹发展安全如此重要，那么统筹之道何在？在我看来，凡事都要“一竿子插到底”，从最基础的层面做起。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显然要从具有统筹发展安全基础意义的市场主体做起。
要统筹好市场主体的发展和安全，就要凡事都着眼于市场主体，扎根于市场主体。围绕着市场主体而转，才可能做得扎实。
为什么是市场主体？很多人把市场主体等同于企业，其实这两者不是一回事，我们通常所说的企业指的是法人，而市场主体除了法人之外，还包括自然人，也就是包括个体工商户和农民的专业合作社。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几乎每个月都会发布市场主体的统计数字，同时也会公布企业统计数字。截至今年的10月份，全国约有1.5亿市场主体和4600万家企业。如此大的数字差距，主要由1亿个体工商户和200多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所填充。
以前的宏观经济分析和配置，往往是围着企业转，但说到底企业只不过是GDP创造的主要源泉，并非所有源泉。从统筹发展安全的最基础、最具发展和安全意义的角度出发，做好经济工作必须从 GDP创造的主要来源拓展延伸到GDP创造的所有来源；关注视角也要从以企业为主拓展到个体工商户，也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这个重大变化，既是发生在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更是基于统筹发展安全、做好宏观经济政策配置的战略考量。
变化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首先，自2020年以来，每当提到经济工作时，我们经常提到的是六稳和六保，这两者间存在深刻的内在逻辑关系。
比如六保，六保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六保之间存在从属关系，前三保相对于后三保更具基础意义。前三保指的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其中的“牛鼻子”是保市场主体，只有保住了市场主体，才能保住就业，只有保住了就业才能保住基本民生。因为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何谈基本民生？只要保住了市场主体，保住了就业，保住了基本民生，就保住了中国经济的基本盘。这样的一种内在逻辑关系的梳理和确立，为我们2020年到2021年，连续两年的经济恢复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过去两年，特别是2021年，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还有一个基本事实是，过去一年多来，我们宏观经济政策的配置只围绕着市场主体转的。过去谈宏观经济政策，往往只谈宏观总量，比如就业多少、物价多少、增长率多少、国际收支怎样。现在谈宏观经济政策，我们更注重扎根、围绕并紧扣市场主体实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着眼于市场主体这个根基来浇水施肥，可以说是越来越成为宏观经济政策配置上的一道全新景观。
举个大家特别关注的例子，谈到财政政策时，总是谈到减税降费，那么新发展阶段的减税降费政策与以往有何不同？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围绕“为市场主体降成本”而布局推进。减税降费给谁减给谁降？这一两年我们特别强调把市场主体作为减税降费的对象，这是相对于过去非常突出的变化。减税降费减什么降什么？过去减的往往是所得性的税，比如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为什么要以所得性的税费作为减税的主要对象？因为所得性的税费和需求距离最短。给居民减了税和费，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可以立刻增加消费；给企业减了公司所得税，它的税后利润增加从而增加投资，因此它是奔着扩大社会总需求去的。而作为这一两年的减税降费的主要税种和费种，一是增值税，二是社保费。社保费也好，增值税也好，都不属于所得税的税和费，而属于生产经营环节的税费。生产经营环节的税和费处在市场主体的成本核算环节，而不在利润的分配环节，这是和过去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第三，以往减税降费一般都是阶段性地减和降。有个名词叫“逆周期调节”，指的是对冲性的一种效应。凡是对冲性的效应，一定是阶段性的，也就是说今年减了明年不一定减，或今明两年减，后年就不一定减。但这一两年的减税降费大家注意，无论是增值税还是社保费，都没有设立减降的时间界限，这主要是因为它不是通过政策调整的办法来实施，而是通过制度变革的途径来落地的。
举凡制度变革，往往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特点。无论增值税还是社保费，从它减降的那一天起，就是奔着一种长期实施下去，具有可持续效应的目标来安排的。为什么要这样变？显然新发展阶段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的变化是基础，虽然统筹发展和安全战略考量是一个指引。
货币政策也是如此的，现在关于稳健的货币政策提法是“灵活精准、合理适度”。这种稳健的货币政策与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一是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在特别突出的位置，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无论是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还是保持宏观杠杆率的基本稳定，亦或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都是奔着进一步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而去。再比如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和再贷款手段也好，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也罢，还有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长30%的安排，这些举措都是基于小微企业融资更便利，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的考量而推出的。这反映了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就是我们宏观政策的配置，它越来越和微观基础紧密对接，越来越和微观政策深度融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经济政策的布局上有一个特别新的提法，那就是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把微观政策摆到整个经济政策布局这样一个层面上，加以提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变化。微观政策干什么用？就要围绕着市场主体这个中心，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以往我们经济工作谈到经济政策布局的时候，往往关注的是宏观政策层面，但今天围绕着2022年的经济工作进行部署和布局时，把微观政策纳入视野，而且给微观政策一个明确的定位，就是要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我想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信号，它意味着2022年及今后一个更长的时期内，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布局，或者说是宏观政策的布局，将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一种新的态势，那就是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深度融合。
融合的基点在哪？那就是市场主体！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围绕着市场主体这个经济发展的根基，围绕着市场主体这样一个GDP创造的源泉，实行深度融合，为培养市场主体活力而持续发力。
我认为在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有进总基调的前提之下，无论是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还是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也无论是聚焦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聚焦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而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都要继续以市场主体为中心，把经济工作和宏观政策配置的着力点和着重点扎根于市场主体。我想这既是我们在过去两年当中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一条基本的规律。展望2022年以及更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当然要循着这样一个基本的前行方向继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