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是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
▲2022年1月1日拍摄的上海陆家嘴朝霞（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杨帆 摄）
2021年中国经济成绩单出炉，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比重预计超1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2万美元。这意味着我国发展的基础更牢、条件更优、动力更足，同时也为全球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展望2022年，在世界经济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为什么说中国是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中国如何靠自身政策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此，思客采访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以下为采访实录节选：
2022年世界经济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首先是后疫情时代什么时候到来，这个还不确定。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科学根据，能够确切断定新冠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即便疫情过去，世界经济会马上就好转吗？这也值得商榷。
新冠疫情背景下，全球范围内供应链、产业链遭遇严重冲击，即便疫情得到控制，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能否快速修复？我认为这取决于几个因素。
第一，世界各大经济体内部问题尚未解决。今天新冠疫情影响下的世界经济，实际上跟新冠疫情之前的世界经济形势是分割开的。比如2007、2008年发生的以华尔街次贷危机为先导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当时大家都公认危机是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产物。然而世界经济结构不是抽象的，世界经济结构失衡就是各个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内部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它内部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虽然各国因全球化受外在影响，但如果内部没有能力来解决外部影响而产生的问题，仍旧是自己内部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即使新冠得到控制，像美国、欧洲、日本这些主要经济体内部的经济结构调整，还是需要很长的调整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政府解决经济危机的能力，正在出现问题。受全球化的影响，很多国家存在收入差异扩大、社会高度分化的情况。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越来越盛行，多党政治往往也变得互相否决，缺乏一个有效的政府。在我看来，资本可以创造危机，但资本本身解决不了问题，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各国政府。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谁能来解决经济问题呢？
▲在美国芝加哥，一名男子过马路。新华社发（文森特·约翰逊摄）
第二，今天整个世界范围内都呈现出经济政治化的大趋势。今天世界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是在政治因素操纵影响下产生的。各个国家的政府越来越激进，欧美一些政客，根本不管本国经济生活，专业主义已经靠边站，他们制造各种乌托邦。供应链危机是如何产生的？新冠疫情可能在某些运输问题，比如集装箱问题上产生一些影响，但这是问题的主体吗？不是。主要还是因为政治干预，因为政治的不当干预，引发了很多经济问题。你看亚洲国家，在新冠疫情下供应链、产业链基本上没有问题，就是因为亚洲国家还是把经济发展、经济稳定作为政府的一个主要责任，所以亚洲国家没有哪个国家去破坏供应链和产业链，所以它是比较完整的。
因此我认为，随着西方民粹主义的崛起，尤其是局外人主政这样一种现象的产生，经济政治化的现象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毒害世界经济，给世界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
在这样一个局面之下，中国怎么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我们带来很多正面信息。中央再一次强调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国家政策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发展还是硬道理。在这方面跟其他的一些经济体比较，我觉得中国具有很大比较优势。
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共同富裕”，我认为“共同富裕”的核心就是要转向内需社会，当然内需社会也是一个客观现象。中国经济增长大家都知道以前是“三驾马车”——投资、贸易、消费，在我看来，投资、贸易拉动还是会继续，但已经不是主体了，未来，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才是最大。
▲2021年1月14日，消费者在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选购化妆品。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消费经济就是中产经济，任何社会中，都是少数富人容易过度消费，穷人永远消费不足，真正能消费的是中产。所以共同富裕要培养更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中国现在约有4亿中等收入阶层，到2035年，这一数字会是多少？有人估计8亿，有人估计6亿。如果取一个中间值7亿。7亿中等收入阶层意味着什么？我想这可能是另外一个世界经济奇迹，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哪个单一经济体，拥有7亿中等收入人口。所以我觉得“共同富裕”这样一个政策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当然中央也强调，共同富裕并不是说简单地分财富，而是要继续在把大饼做大的基础之上，把饼分好。对于中产社会的建设，我个人一直强调，我们的硬基建实际上已经建设完成，比如公路、桥梁、港口、航空港、高铁等，但软基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一定要搞好软基建。
软基建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这些领域，搞好软基建既是社会脱离贫穷的基本保证，也是中等收入阶层建成的基本制度保证。现在国家也非常强调软基建的建设。
▲2021年11月25日，长护险机构护理单位青鸟颐居（晋江）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护理人员在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为参保长护险的老人服务。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另一方面，国际环境的变化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该如何看待它？
我觉得这方面，大家还是要有信心。实际上，这几年在跟美国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学习了很多经验。从特朗普到拜登一直在跟中国搞经济脱钩、经贸脱钩，他们怎么搞呢？一是想把美国的企业和产能通过税收财政的力量吸引回去，包括日本安倍政府之前也想这么做，但你看现在有多少企业回去呢？这是不成功的，因为中国市场足够大，没有一个资本、一个大企业想自愿放弃中国市场。二是美国想把外企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同样没有成功。一方面新冠疫情下中国防疫做得最好，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的市场跟中国无法相比，某一项两项产业可以转移到比较小的国家，但整个产业链供应链转移是不可能的。比如汽车行业，日本、德国、美国的汽车制造商都在中国，本身中国市场内部已经形成了供应链产业链，企业不可能把所有的产业链都转移到其他国家。此外，不光是生产的问题，市场也是重要考量，谁会愿意放弃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呢？
在芯片方面，美国还会继续打压，只是从全面打压转变到精准打压，拉帮结伙、团结其他经济体一起来打压中国，但这也促进了中国从中央政府到社会到企业的全面觉醒和大量投入，这一点是挑战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
从政策理念上来说，我们依托改革开放40多年形成的非常好的经验，形成了一揽子的开放政策，提出了更重要的概念——制度型开放，我自己称它为“第三次开放”。我们以前一说开放，都是指开放政策或者政策性开放，但是我们现在提制度型开放。政策性开放与制度型开放是不一样的，政策性开放下，政策会因人而异、因时代而异，一直在变化，但制度型开放则具有持久性，我们现在提制度型开放，就是要保证中国的开放政策是持久不变的。
这是我们从历史经验中学到的。历史告诉我们“封闭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开放才能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内部的开放实践，我们现在也有几大块，不仅是政策层面的，还有实践层面。比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岛的建设，还有长江经济带建设，这些都是在开放状态下成长起来的，在国际大循环情况下成长起来的，那么这些区域也会以更大的开放程度得到可持续的发展。还有成渝经济区，京津冀经济区，这两个经济区也有很大的开放成分。
从国际层面上大家也看到，我们跟东盟等国家签署的RCEP实施生效，这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成员国都会带来很大影响，所以从总体而言，尽管世界经济还是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能通过自己有效的政策而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首先是为稳定世界经济作出贡献。这个现实我想今后几年都不会有很大的改变，中国还是会成为稳定世界经济的一个力量。不仅仅是稳定的力量，中国还会继续推进全球化或者经济区域化，像“一带一路”，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有力引擎。所以我是觉得在困难的时候困难是有的，但是信心最重要，中国现在的态势有足够的理由使我们保持乐观，保持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