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暨纪念高鸿业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学者围绕“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等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探索中国特色经济学路径
对于探索中国特色经济学的路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表示,结合西方经济学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路径不能无视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作为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属性。首先,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生产方式,反映不同阶级代表的不同生产方式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要建立在系统、根本性和批判的基础上。其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不是目的,而是要通过这种批判建立马克思自己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最后,要在传承与创新中构建理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表示,西方经济学给中国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框架和方法,但在引进、消化和应用西方经济学的同时也要对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和思想保有警惕的态度,提炼出我们自己的理论,并将这些理论推向世界。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宋敏认为,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阐述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机制及方方面面产生的问题,其落脚点在于研究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学要探讨如何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跟市场经济更好地融合。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表示,在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之间的关联上,要减少不必要的极端性,不能非此即彼,而要用开放的心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和范畴下,推进整个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化。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方福前表示,中国经济学研究需要认识和处理好三种关系: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中国特色与国际化的关系,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关系。创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把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理论化,同时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春学认为,中国经济学建设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如何对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获得的重要经验、认识和思想在理论上进行“理性的重构”,从而形成一种可以累积性地增进知识的框架。如何基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和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对中国国家观进行“理性的重构”,是中国学者的历史责任。
中国西方经济学科奠基人
对于高鸿业经济学教材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其对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传播和研究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为我国西方经济学科基本框架的构建作出了重大贡献。高鸿业深入思考中国经济学的创建问题,主张中国经济学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结合起来,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元素,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这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建设的前途,体制改革成败的大问题,是中国经济学者值得为之奋斗的跨世纪宏伟任务。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吴易风表示,应该借此纪念机会更好地思考如何将高鸿业的治学精神发扬光大,把相关课程建设得更好。
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丁冰认为,高鸿业是我国西方经济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在西方经济学学科的教材建设和教学工作中树起了一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光辉旗帜,他在学术活动中体现出了理论勇气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高尚品格。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吴汉洪概括了高鸿业在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领域工作及其贡献。一是对翻译与译著的评介。二是《西方经济学》本科和研究生教材的编写。三是领衔创办了《西方经济学教学通讯》(季刊),推动和促进了我国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陈彦斌表示,中国经济学教材不是要取代作为一般性经济学理论的已有课程,而是要逐步形成培养扎根中国大地经济学人才的完整课程体系,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课程群、西方经济学课程群、中国经济学课程群、经济学研究方法课程群等。
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徐则荣表示,高鸿业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内容逻辑清晰,学习全书后西方经济学全部理论框架、西方经济学知识图谱就深深地印在读者的脑海里。特别是书中每章“结束语”都有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科学分析和评论,为我国学者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指明了正确的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李黎力具体归纳和阐释了高鸿业的经济思想编史学贡献和当代价值。高鸿业坚持“相对主义”为主的经济思想史观,探讨了人物选择、研究框架、阶段划分和学科性质等思想编史问题。他基于原著翻译开展思想史研究的方法,注重追踪和剖析当代经济学说的思想和实践的做法,以及凸显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批判和建设功能的自觉,对于当今经济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和启示。
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杨充霖认为,高鸿业首先系统研究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四个必备条件,提出了这些条件不满足时的非市场机制调节方法,建立了包括市场与非市场两个方面的我国市场机制理论体系,主张中国经济体制必须采用渐进式改革方法,这些研究分析了中国市场机制条件的现状并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可行建议。
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建设
针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沈越表示,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性质是市民社会的兴起替代了封建社会,这在经济、政治与文化上都具有进步意义。西方现代化也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雇佣关系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伴随这一生产关系的形成,也就产生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业安从行为经济学角度,认为其是近半个多世纪影响最大的经济学新领域,它不仅是经济学的新分支,更重要的在于其思想和方法正在全面改造主流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领域。行为经济学迄今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所形成的理论内核有可能引领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和路径。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国际经贸学院李辉文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元结构”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性别差异、城市规模和密度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和“关系”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等四个方面,说明了借鉴而非照搬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和前沿研究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易定红介绍了西方经济学与中国劳动市场研究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目前我国劳动市场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是要建立一套基于中国实践的劳动经济学的概念范畴体系,这一概念范畴体系的建立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理解中国劳动经济问题的关键。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韩松在界定数量经济学学科性质的基础上,介绍了这一学科涵盖的研究领域及其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数量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沿革、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具体情况。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文凯根据近年诺奖得主总结了劳动经济学研究内容的演进,由主要研究劳动力市场扩展到前劳动力市场即家庭内部决策,由理论研究到实证分析特别是实验准实验方法被广泛应用于识别因果关系。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李井奎分析了丁伯根教授与凯恩斯在1938年到1939年的一场关于计量经济模型的历史争论的方法论意义。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对经济学给出了方法论上的定义,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逻辑的分支,一种思维方式”。
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高鸿业经济学教育基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共同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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