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指标的“变”与“应”
近日，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从具体数据看，我国人口事业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和显著成绩。但与此同时，部分人口指标的变化也表明我国人口事业出现了大量新情况、新特征和新挑战。为了有效应对这些变化，未来需要加快实施更高质量的人口政策体系。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蕴含的人口发展趋势。第七次人口普查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其中蕴含的人口演变趋势信息对我国接下来的发展战略转型具有重要的引领性作用。
从人口规模看，我国人口总量仍然保持稳定，但增速下滑趋势继续延续。一方面，2020年底，我国存量人口为141178万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8%，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比2010年增加7206万。虽然相比于2000—2010年的7389万增幅略有降低，但总体上看，这两个数字都超出社会预期。然而，另一方面，相比于人口总量变化，人口的增速确实不容乐观。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2020年人口年均增速为0.53%，2000—2010年的人口平均增速为0.57%。更值得警惕的是，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七普期间的人口增速延续了自1982年三普以来的下降趋势。
从年龄结构看，二胎政策虽然有一定效果，但仍无法阻挡老龄化趋势。从七普数据看，2020年底，我国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为17.95%、63.35%、18.7%。与2010年相比，我国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1.35%、下降6.79%、上升5.44%，呈现极为明显的“少儿与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劳动人口比重降低、少儿人口比重增幅低于老龄人口增幅”的特征。换言之，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2020年底，0—14岁少儿人口的数量比2010年增加了3092万人，平均每年新增超过300万人，但是这10年内，我国的老龄人口比重增幅超过少儿人口比重增幅的3倍。同时，劳动人口比重降幅是少儿人口比重增幅的5倍以上，这就意味着劳动人口转变为老龄人口的速度远远高于少儿人口转变为劳动人口的速度。
从城乡结构看，我国城镇化率已逐步接近峰值水平，但进一步提高流动人口的落户水平仍然具有较大提升空间。一方面，从城乡人口结构看，过去10年，我国城镇化率由2010年的49.68%上升至2020年的63.89%，上升14.21个百分点，年均增幅超过1.4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仍然保持较高增速，但对比发达国家70%左右的城镇化水平，可以发现我们城镇化提升的空间已经大大缩小。另一方面，从流动人口规模看，七普期间的流动人口规模达到3.76亿人，较2010年增长69.73%，表明我国城乡区域间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水平显著提高。从流动人口的构成来看，省内流动人口占比在总流动人口中达2/3，表明过去10年我国居民在省内的近距离流动活跃程度在增长，这也为“就地城镇化”提供了极好的发展基础。
从区域结构看，不同区域之间的人口演变出现了巨大分化，这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严峻考验。通过比较六普和七普的数据，2000—2010年，中国只有4个人口萎缩的省份，分别是贵州、重庆、四川、湖北，分别减少了49万人、166万人、193万人、227万人。而2010—2020年，中国人口萎缩省份扩大到6个，变成了甘肃、内蒙古、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10年间分别减少55万人、65万人、79万人、115万人、337万人、646万人。整体来看，10年间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0.22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下降0.79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下降1.20个百分点。
从教育结构看，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显著提高，“工程师红利”继续存在。数据显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比2010年提高0.83年。其中，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75年，比2010年的9.67年提高了1.08年。同时，劳动年龄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达到23.61%，也比六普提高了11.27个百分点。其中，和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这也意味着我国“工程师红利”将继续保持。
应对人口格局演变趋势的对策。由于涉及多个领域，人口因素是影响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础变量，应对人口格局的变化趋势，不仅需要人口政策的支撑，也需要其他领域政策的调整与匹配。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的趋势分析，未来需要实施更高质量、更为综合、更有针对性的人口政策体系。
实施更加包容的生育政策，提升生育包容性。普查数据反映出我国人口发展中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矛盾，如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规模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总和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数量走低等。人口增长放缓，需要采取积极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针对这一情况，未来的人口政策应该坚持系统思维，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推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
通过更加均衡的城乡政策支持人口安居。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仍然出现大幅增长，考虑我国城镇化率已经逼近峰值，应实施更均衡的城乡政策来让老百姓“安居”。一方面，要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精准破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的重大政策性、保障性难题，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居住的城市稳定落户。另一方面，要稳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加快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激发乡村产业内生活力，为更多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通过更加科学的区域政策引导人口流动。区域之间的人口分化现象既是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反映，也对未来区域政策的实施指明了方向和提出了要求。一方面，针对人口流入地区，要尊重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在土地与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给予人口流入地区更大支持力度。另一方面，针对人口流出地区，应坚持因地制宜的精准思维，结合这些地区实际发展情况，制定特殊化、差异化、内生化的区域政策和地方发展战略，重新培育吸引人口的新比较优势。
通过更加精准的产业政策保障人口就业。在劳动力人口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由于国内产业升级面临较大阻力、产业结构层次有待提高等一系列问题，我国大学生以及研究生的就业压力长期较大。有鉴于此，未来要通过实施更精准的产业政策来突破制约我国产业升级的桎梏，不断提升我国产业体系在全球价值链和技术链中的位置，为我国高素质人才就业提供更多选择和更大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