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7年4月28日惨遭反动军阀杀害，年仅38岁。今年10月29日是李大钊诞辰130周年，特发此文以作纪念。
“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辞。要知道，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纵观李大钊为中国革命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坚定的牺牲奋斗观铸就其勇猛的牺牲奋斗精神，也指引着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不断前进。
多维阐发牺牲奋斗的时代意义
目睹20世纪初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满怀爱国热忱的李大钊，以高站位大视野，从挽救中华民族、成厥革命大业、创造全新生活等多个维度阐发了牺牲奋斗的时代意义。
李大钊指出一个民族的生命进展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全靠雄健的民族精神才能冲过去。雄健的民族精神，他认为就是一个民族为反抗外族侵略“竭尽其智力”“置生死于弗顾”的牺牲奋斗精神。李大钊认为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已臻奄奄垂死之期”的中华民族虽然“现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民族生命面临极大危险，但“哪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他号召中华儿女唯有拿出雄健民族精神才能挽救中华民族，在这牺牲奋斗的悲壮歌声中“猛力勇进”，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延续和发展民族生命，“再在我们的民族史以及世界史上表扬显着我们的民族精神”。
在用心观察18世纪至20世纪初法国、俄国等“世界革命先声”国家的政治革命历史后，李大钊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革命能够取得最终胜利，诞生新的国家，创造新的政治文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革命者付出了“最大牺牲”。他用“革命血潮”“有血革命”来形容政治革命与牺牲奋斗是密不可分的，“自由的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的”。他感叹民国新生命诞孕辛苦，专制政体虽被推倒了，可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相互勾结，“政治仍旧是腐败”。要完成打倒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历史任务，取得国民革命的最终胜利，保持辛亥革命中那股“断头流血以从之”的牺牲奋斗勇气必不可少。1925年3月，李大钊在哀悼病逝的孙中山的挽联中号召民众“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李大钊主张新青年应树立“奋发有为的人生观”，努力做“旧生活的反抗者，新生活的创造者”。他指引激励青年们绝不能胆怯，必须勇于牺牲奋斗，一定要拿出“牺牲的精神反抗这颓废的时代文明，改造这缺陷的社会制度，创造一种有趣味有理想的生活”。在李大钊看来，“爱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创造全新生活的前提就是你要爱这美好的新生活，而“牺牲的精神便是爱”。
精辟论断牺牲奋斗的先锋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以“牺牲奋斗”的视角不断深化对中国革命先锋力量的认识，意识到革命者的牺牲奋斗精神决定其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勇猛牺牲奋斗精神的革命阶级和政党应当负起革命使命，奋起成为先锋力量。他常用“先驱”“先锋”“先锋队”等词形象表述“牺牲奋斗的革命先锋力量”。1924年10月在发表的《中国的内战与工人阶级》一文中作过一次最完整的论断：“中国工人团体、共产党同中国全体工人一道，应当成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先锋队”。这句精辟论断也终被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1922年1月湖南工运领袖、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黄爱、庞人铨两人领导湖南第一纱厂罢工时被军阀抓捕砍头，李大钊在《黄庞流血记》序文中称他们是劳动阶级的先驱，对他们的殉死表示无限的敬意。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造成二七惨案，其中罢工前线领导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壮烈牺牲。对此李大钊激愤地高喊：“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运动中最勇猛、最有力的先锋队”“现在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召开之后，李大钊曾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抱有很高期望。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时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李大钊，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分析，认为国民党人整体牺牲奋斗的革命意志起色不佳，勇气不足，还真不如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失望，让他更加坚定了共产党应当担负起牺牲奋斗的革命先锋的使命和信心。1924年10月30日李大钊在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大会上恳切地说，“国民革命的真正分子，除了孙中山外，只有一二人，其余的只有我们了”“我们的团体（中国共产党）是全被压迫的民族的先驱，我们的革命是为全人类的，所以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
大义诠释牺牲奋斗的壮烈情怀
李大钊说：“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这个“生命”对于李大钊来说就是“革命生命”，他以共产主义革命先驱的凛然大义诠释着牺牲奋斗的壮烈情怀。
始终抱着准备牺牲的决心，坚持在极其残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中为党工作，如此牺牲奋斗是壮烈的坚守。1924年12月李大钊从苏联回国后毅然接受党中央的安排一直坚守在北京领导北方革命运动直至1927年4月被捕就义。被捕前夕，在明知自己已暴露、北洋政府已紧急下令抓捕他的情况下，他却毫不犹豫留下来坚持工作。危急关头，他说得很清楚：“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怎样的重要，哪里能离开呢？”
在监狱中做好牺牲的最坏打算，抓住最后的生命时间多做些革命工作，如此牺牲奋斗是壮烈的尽力。李大钊常常对同志们说：列宁在流放中还在组织工人，发动群众。他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待了22天。据朱务善回忆：在监狱中，大钊同志仍然宣传共产主义，并继续领导指示党的工作，在当时不但狱中犯人大为感动，即看守的兵士也愿替他传递消息充当监狱中的交通员。在《狱中自述》中，可以看出李大钊亦在尽力向北洋政府施加影响来保存革命实力，“惟望当局对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
一切以革命为重，绝不因家庭和亲情的一丝牵挂而动摇牺牲奋斗的革命意志，如此牺牲奋斗是壮烈的舍家。当时北洋政府京师高等审判庭推事何隽目睹了李大钊殉难过程，据他回忆行刑前指挥行刑官曾询问李大钊对于家属有何交代。李大钊说：“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家，为主义而死愿也，何函为？！”狱中的李大钊明知妻子和两个女儿李星华、李炎华同时被捕入狱，但“在狱二十余日，绝不提家事”。和她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法庭上，见妻子哭得瘫在地上，也没有对她们说一句话，脸上表情非常镇静。李星华回忆说：“他永远爱我们，可是在他坚强的心中，革命事业所占的位置，却要比妻子、儿女、个人的安危重一千倍！重一万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