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中国哲学的回顾与前瞻
沧海桑田，河清海晏。虽世事多变，但总归天下升平。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中，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怀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激情，担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使命。在七十年的历史震荡中、流变中，中国哲学为变所适地硕果屡现。它们的负载者诞生了诸多中国哲学大家。他们既礼敬中国传统文化，精心挖掘哲学思想的所谓哲学思想的哲学思想，又以西方的哲学思想的哲学思想批判中国哲学思想贫乏。在此两难的紧张中，艰难地开启了中国哲学史历程，大体体现为“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自己讲”等阶段。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哲学大致经历了“照着讲”和“接着讲”两个阶段。“照着讲”是指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哲学的草创之初，当时的学者认为中国哲学不是原生型的，而是传输型的，即中国原没有哲学，没有哲学史。既然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在中国，那么中国哲学史只能“照着”西方哲学讲。蔡元培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序》中说：“中国古代学术从来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记述。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这种“照着讲”的观点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有开中国哲学风气之先的重要价值。“接着讲”则产生于抗日战争时期，“九一八”事变爆发，“脱亚入欧”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中国的东北三省，全国愤怒。随着日本军国主义逐渐吞噬中国领土，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他们违背了日本的朱子学和阳明学前辈的初衷，与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思想方式发生严重冲突，整个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怀抱救亡图存的悲愿，以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救国救民的责任意识，或直接参与抗日武装斗争，或为弘扬中华文化抗衡日本文化侵略，或为中国之命运而积极寻求出路，或为建设新政治、新文化而探赜索隐，振兴中华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主体得以坚挺。马一浮、熊十力、冯友兰等一批知识分子在敌寇侵凌的特殊境遇中讲国学、新唯识论、新理学、讲“六艺”、讲“四句教”等。他们在中华文明遭受屈辱、亡国亡种的精神惨苦的颠沛流离逃难中，在敌机不断轰炸下，他们毅然决然继承、弘扬、创新儒学的朱子学、阳明学以及各学派的思想，构建中华文明的主体精神价值和反抗、批判文化侵略的自觉意识，重新树立民族的主体价值信念和终极关切，因而，在抗战境遇下的“接着讲”，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大的、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哲学又进入了“对着讲”的阶段。贺麟在1947年由胜利出版公司出版了《当代中国哲学》。他说：“辩证法唯物论盛行于‘九一八’前居十年左右，当时有希望的青年，几乎都受此思潮的影响……于是从日本传译过来的辩证法唯物论的书籍遂充斥坊间，占据着一般青年的思想了。”他认为当时青年情志上需要一个信仰，以为精神的归宿，行为的指针，辩证法唯物论便恰好提供了一个主义的信仰。辩证法唯物论以物质在于意识之先，先有物质，后有心灵，乃是科学常识。物质决定意识，身体决定心灵；辩证法原是哲学中的一个主要思想方法，为哲学家所共有，而非任何一派所能包办；其历史哲学是唯物史观，是注重社会背景的一种历史观，是下层决定上层，是人类的阶级斗争史。在辩证法唯物论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李石岑的《中国哲学十讲》、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等以唯心与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对着讲”。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向苏联“一边倒”地学习中，完全遵循苏联《联共（布）党史教程》中关于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定讲。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根据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所有的哲学派别分成两大阵营——唯物主义阵营和唯心主义阵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进步的唯物主义路线在这一斗争中的形成和发展，是哲学在许多世纪以来全部发展的规律。在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社会的进步阶级反对反动阶级的斗争。”
然“风来云散空宁碧”，改革开放又一春。中国哲学自觉醒，乾坤造化照自心。在信息智能的新时代，中国哲学应有新气象、新思维、新理论、新生面，因而必须转“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为“自己讲”、“讲自己”。“自己讲”是中国的哲学毅然排除一切干扰和执着，卓然独立、自作主宰地自己讲。它是中国的哲学主体挺立于世界哲学之林的开显，它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人类精神爱智反思的反思哲学思维主体，是讲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精华妙凝和合的主体。“讲自己”是指中国的哲学自己讲自己的哲学所谓的哲学，中国的哲学家以自己的哲学为哲学的哲学家。它是中国的哲学自己讲述自己对时代精神核心话题的体贴，讲述中国的哲学自己对“话题本身的重新发现和自己对每个时代所面临的冲突和危机的艺术化解，讲述中国的哲学自己对安心立命、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的至诚追求”。“自己讲、讲自己”是中国的哲学理论思维形态转生和创新的前提和基础。中国的哲学每一次转生和创新的特征、性质、内因、外缘，都具有内在的逻辑必然之则，或曰中国的哲学转生、创新的标志：一是核心话题的转向。思想是时代精神的言说机制，哲学作为以思想的思想而反思的思想，亦是人类精神思想的反思。大凡作为时代精神的意义追寻和价值创造，化解时代面临错综复杂的冲突和危机，梳理盘根错节的生命情结，建构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二是诠释文本的转换。文本是哲学思想言说的符号踪迹，是智慧觉解的文字报告，是主体精神度越自我的信息桥梁。每个时代的哲学家必须凭藉对一定文本的探赜、研究、体贴和诠释，以提炼体现时代精神的核心话题，使其全面融入民族精神和生命智慧，是哲学学派创立的文献标志。三是人文语境的转移。它是一定时代的自然生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理论思维、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可能世界的思议环境。这三条是中国的哲学之所以能够理论思维创新和转生的本真彰显。
在尽究体贴中国哲学理论思维转生创新每一时期内在逻辑三规则标志之后，“自己讲”、“讲自己”中国的哲学，必须度越“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根据三千多余年来中国的哲学发展实际，自下定义：中国的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所谓道的道的体贴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反省、反思、体悟、体验其导向、倾向、指向某一现在、未来的道路；是然之所以然的形上根据；然之所必然的理势。“名字”的名是指模拟事物实相的称谓，是人对于体知对象的性质、内涵的判断词，相当于现代所说的概念、范畴；“字”根据许慎的《说文解字》，即解释文字的意义。“名字体系”是指抽象概念、范畴的意义的诠释所构成的理论思维逻辑体系。唯有依据中国的哲学本真，自下定义，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才能确立中国的哲学，而非哲学在中国；才能在世界哲学之林中获得自己独立的、应有的地位、价值和话语权。
改革开放40年，世界已进入信息智能时代，随着哲学人文话语语境的更化，中国的哲学也应与时偕行，唯变所适。其核心话题应转现代新儒家的理气心性之学为和合学，其诠释文本亦转现代新儒家的“四书”为《国语》为主，辅以《管子》、《墨子》。所谓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和合学是指研究在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存在的和合存在，并以和合的义理为依归，以及既涵摄又超越冲突、融合的学说。
和合学是针对当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冲突所造成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冲突所带来的社会人文危机(动乱、战争、恐怖等)、人机（机器人）危机；人与人的冲突而构成的道德危机、公私危机；人的心灵冲突而产生精神危机、信仰危机；文明之间的矛盾而存有价值危机等。和合学是这五大冲突和各种危机的化解之道，因而和合学提供五大化解原理：和生原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万物都是生命体，应共同发育、成长而不互相杀害；和处原理。“君子和而不同”，世界上各种、各类多样差分，差分而有矛盾，甚至冲突，但应共同维护和谐、和合，和平相处；和立原理。“己欲立而立人”，自己独立、成功立业了，要帮助他者共同独立、成功立业；和达原理。“己欲达而达人”，自己通达、发达，要支持、帮助他者共同通达、发达；和爱原理。泛爱众，兼相爱。唯有爱，才是共生、共处、共立、共达的基础和保障，是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在。和合学的时代价值开显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基。
和合学理论思维体系构建，中国哲学创新三规则的发现，增强了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的信心和自觉。于是有可能重新思议中国哲学之所以成思潮及潮起潮落的内外因缘，各哲学思潮之间连接传承的规律性，各哲学思潮核心话题、诠释文本、人文语境为什么和怎么样变化，各哲学思潮如何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思潮未来走向，以及中国哲学在当代的理论思维形态，等等。这就不能“照着”西方哲学之谓哲学讲，也不能“接着”宋明理学讲，而只能依据中国哲学自己的特性、品格、神韵、方法的实际，自己讲自己的中国的哲学。这是古希腊“认识你自己”的逻辑延伸。“认识你自己”就得直面中国哲学思潮生命智慧的“本来面目”。中国哲学思潮的研议对象是体现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思潮，一个时代之所以思而成潮，必有一个凝聚这个时代思潮的哲学核心话题，才能成为那个时代哲学家所共同思议和论辩的话题，无共同思议和论辩的哲学核心话题，就不能蔚为思潮。尽管那个时代的各个哲学家对时代核心话题的理解、体贴各异其趣，而呈现为多样的风采、丰富的内涵、多元的结构、百家争鸣的格局，但各哲学家自觉不自觉地为时代哲学思潮的核心话题所吸引，而参与其思议和论辩，不离其时代哲学思潮核心话题的左右。
一个时代哲学思潮核心话题的转生，既是哲学内在理论思维逻辑演化的理势，亦是那个时代所面临冲突危机的回答，于是新的哲学思潮应顺而生，而开出新思潮、新生面、新气象。“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天地万物都在流变之中，哲学在流变，中国哲学思潮为道屡迁地在流变。先秦围绕思议“道德之意”话题，其标的是制止春秋无义战，追求一个没有杀人、战争的和平、安定、统一的生存世界；两汉围绕思议“天人相应”话题，其宗旨是追究人之所以生存的根源、根据，回应人为什么生存的天人感应及其相互制约的问题；魏晋围绕思议“有无之辩”话题，其要旨是在人的生命朝不保夕的情境下，回应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有何意义、以什么形式实现人生价值、能否实现人生价值问题；隋唐围绕思议“性情之原”话题，其目标是人从何来、死到何处去的灵魂安顿、终极的关切问题；宋元明清围绕思议“理气心性”话题，其宗旨是构建人格理想的超凡入圣，社会价值理想的万世开太平的安身立命、精神家园问题；当前信息智能时代围绕思议人类所共同面临的自然与生态、社会与人文、人际与道德、心灵与精神、文明与价值、人与人工智能的冲突和危机的情境下，如何化解、怎样化解，其标的是构建一个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自由、平等、公正、幸福、快乐的天和天乐、地和地乐、人和人乐的天地人共和乐的和合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和可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天下。
（作者为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