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构的逻辑与中国道路
国家建构的五重逻辑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其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自我建设和对国家、社会的组织整合机制，在这五重逻辑之中发挥着总体上建构和强化各部分联系的核心作用。
中国道路的成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作为“超大型文明”的复杂体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汲取传统资源、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现代民族国家理论，通过政治动员和行动、民族建设、政党建设、社会改造、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和创新等一系列伟大的社会实践取得，而这些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历史过程，都是围绕国家建构而进行的。可以说，中国道路的成功就是中国国家建构的成功。国家建构作为一个具有通约性的概念，十分适合用于考察中国政治道路，其既能高度总结中国政治道路的形成逻辑和国家治理方面的经验，又易于与既有的比较政治学学科讨论衔接。
1.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性质是我国的根本性内涵，是中国国家建构的重要逻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建立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除了阶级剥削和压迫，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社会主义四大基本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属性，使得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民生建设方面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不同的特点。“集中力量办大事”“共同富裕”“西气东送”“南水北调”“西部大开发”“精准扶贫”等，都体现出中国绝不会像西方一样，任由资本控制社会、绑架政治，形成社会的严重分化与隔绝，而是始终保持国家建构的社会主义逻辑，坚持维护国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国人“共同体意识”和相互认同的“语言”，可以说，社会主义的国家属性始终是中国国家建构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
2.文明型国家。
文明是人类生活的价值系统和意义系统，也是人们的精神家园，国家建设必须与既有的文明建立充分的联系。文明型国家的建构逻辑强调，中国政治汲取了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文化资源和政治智慧。例如，中国自古以来就具有“民贵君轻”“仁政”“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政治思想；几千年的王朝国家都沿用科举制选贤任能，形成普通民众进入统治者阶层的通道，形成建构国家的文官制度基础，相比西方在近现代才建立了国家治理需要的科层制，具有历史优势；中国儒家文化“家国天下”的责任感、爱国主义情怀等形成中国人的内在精神；中国文化的“和而不同”“兼容并包”有助于促进人民团结、社会团结、民族团结。以上都使得中国的国家建构建立在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
新时代的“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中国以孔子学院进行的文化外交，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文明包容互鉴的讲话、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都体现出中国继承文明型国家传统的国家建构逻辑。这一逻辑对内为政治现代化提供传统资源、文化资本；对外表现为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中，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与文明型国家的内生性相结合，形成中国政治的民族主体性，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道路。文明型国家建设还体现在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各民族人民对国家、对中华民族认同，形成“民族精神共同体”，在观念上加强国家建构；在国际政治层面，则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更合理公平的国际秩序提供中国特色价值理念。
3.现代国家。
现代国家建构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于历史上的王朝国家，核心内容体现为从王权到民权，从专治到法治，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同时，中国国家建构包括依法治国、民主政治；领土、边疆、国防的整固；国民现代教育体系、官方语言的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的现代化与创造性转化；等等。所有现代国家必备的属性与特征都在中国国家建构的“任务单”中。中国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民族精神都需要在传统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转型与重构。
4.超大规模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中国的少数民族居住区地域广阔，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面积加起来占我国国土面积的64%。我国的陆地边境线绝大部分位于少数民族聚居区。近现代以来，各族人民在革命中共同奋斗；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捍卫了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中国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纳入制度建构，相对曾以个人权利单项演进的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及其造成的民族权利的制度困境”体现出政治优势，中国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功地解决民族问题，“以阶级解放与民族平等”“构建了政治共同体”，建立平等、团结、和谐、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的成功。
5.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建构的核心逻辑。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陷入民族与国家的危机，救亡图存、建立新型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百年中国人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建构逻辑，一是体现在其政党—国家的基本属性和功能中，成为“国家和社会政治运行和变革的发动机”；二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作为政治的核心，在国家建构所涉及的政治建设、民族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全方位皆发挥着卓越的价值理念主导作用，表现为力求超越阶层、族群利益，以一种相当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天下为公”的理念，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执政。
国家建构的五重逻辑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其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自我建设和对国家、社会的组织整合机制，在这五重逻辑之中发挥着总体上建构和强化各部分联系的核心作用。例如，多民族的中国所采取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多元一体的文明型国家的历史国情，从而探索出的民族建设制度，其中既包括了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进入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政治动员与行动，同时又是一种继承文明传统基础上的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创新。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与运行这一制度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建构的内部逻辑相互交织，推动了中国国家建设、改革开放的进程，也将继续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例如，中国追求独立自主的过程中，由于“低组织化状态下的超大国家治理与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矛盾，是中国国家建设面临的基本约束”“现代国家建设采取政党—国家的特殊方式，则是试图克服低组织化状态以应对内外超强压力的历史选择”，这一“克服低组织化状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与现代国家建构的三重逻辑紧密结合在一起；改革开放是中国在具备了国家建构的组织化、国家政治认同稳定等基础上，对于现代国家在经济发展、法治、民主等方面的持续性建设；在新的历史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国家建构具有了新的、更复杂和更丰富的面向。例如，五个内在逻辑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伴随着从严治党，其必须“不忘初心”才能接受更复杂更具挑战性的执政能力的考验；文明型国家的建构逻辑能为纷繁复杂的现代与后现代的国家和社会建设提供文化自觉与创新活力；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完善，要回应关于“贫富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领域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呼应；现代国家的建设包含着更高阶段的政治文明，更科学的执政方式；多民族国家的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际上，这五个方面相互衔接，任何一个内在逻辑都必须在其他四重逻辑的在场下，才能具备其更规范的价值。例如，关于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要求中国共产党员要以中华文明的“明德”“修身”“家风”等提升自己，远离腐败；其他诸如“四个全面”等方针，更是综合性地反映了国家建构的多重逻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