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新局面
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是在借鉴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倡导以中国本土的叙事文学故事作为学术基础和研究对象。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不仅对中国特色叙事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还能有效推进中国文学学科的建设。
以故事类型为核心的叙事文学研究
“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是以小说、戏曲为主，故事类型研究为核心的叙事文学研究。”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宁稼雨表示，其核心要点是以总结反拨20世纪以来受西方以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为主体范式研究中国叙事文学作品产生的弊端为目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分为三个层面的工作：其一，为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编制；其二，为故事主题类型个案研究；其三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研究。三者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索引编制是基础，个案研究是主体，理论研究是指南。”经过近三十年的思考和实践，国叙事文化学已经基本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但是，它距离成为一种具有典范和长久意义的研究范式，还有很大的提升和改进空间。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王齐洲认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提出是新世纪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内在要求，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小说研究者的学术本位意识和文化担当精神，值得充分肯定。中国叙事文化学吸收了叙事学、主题学、文化学、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成果，而这些学科成果主要源自20世纪80年代涌进中国的西方学术理论和学术思潮，这些学术理论和学术思潮经过介绍、理解、消化、吸收，被中国学术界接受下来并加以应用，一直延续至今。
多角度分析叙事文化学
“叙事节奏问题既是叙事学研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也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角度。”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在充分肯定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对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方法论更新积极作用的基础上，以《红楼梦》的叙事调控艺术为例，提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向纵深细微处开拓发展的可行性建议。
主题学研究对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既有积极启示作用，也有不合榫之处。宁稼雨分析到，其积极启示在于，主题学的研究对象民间故事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在个体单元故事形态上具有很大相似性，即同一故事具有多种不同演绎形态。主题学研究以此作为方法成立的基本根据，这个根本点的相似为中国叙事文化学对于主题学研究的借用提供了基础和可能。其不合榫之处有两点：一是在故事传播形态上,主题学研究对象民间故事为口头传承，以小说戏曲为主体的中国叙事文学为书面文学；二是主题学研究的视域主要为西方,作为其工作基础的“AT分类法”,即20世纪初芬兰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尔奈(AnttiAarne)和美国学者汤普森(Stith Thompson)对民间故事所做的分类工作，以西方民间故事为研究范本。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既不同于书面形态的西方小说戏剧,更不同于西方口头形态的西方民间故事。
王齐洲表示，就中国叙事文学研究中的小说研究而言，20世纪的主要问题不是“作家作品研究”研究范式的制约和影响的问题，而是有些西方小说观念所带来的对中国古代小说门类的扭曲与伤害的问题。因为前者是“用”的问题，后者是“体”的问题。我们要清楚地了解到中国古代小说之“体”,才能够证明我们在研究“中国小说”,这样的研究就会更具中国特色。
以中为体、以西为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国星强调，各国各地地方特色所形成的文学形态差异既是客观事实，也是文学研究实现创新的重要突破关口。它同时也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剥离西方学术范式樊笼，回归“中体西用”主体格局的学理所在。
“中国叙事文化学是在主题学的启迪之下形成的。”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教授洪树华表示，中国叙事文化学强调的是中西结合，以中为体，以西为用,借鉴叙事学理论。它重点关注的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故事主题类型。然而,中国叙事文化学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撰写《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著作。一门学科的产生，离不开学者大力倡导，离不开理论著作的弘扬，尤其是阐述该门学科的富有体系的完整的理论专著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要成立相关的学会或研究会。为了便于学术交流，促进学科的发展，成立相关的学会或研究会也是不可忽视的。
宁稼雨认为，在未来，中国叙事文化学不仅要加强中国叙事文化学示范性出版物建设，还要加强以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交流,包括举办学术会议、讲学访学,以及继续办好相关学术刊物专栏等。同时，加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网络园地建设。在以往网站、博客、论坛的基础上，争取开办以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为主题的微信公众号。此外，我们还要参考借鉴西方民间文学主题学研究方法，以故事类型为研究中国叙事文学的出发点，在梳理中国叙事文学故事类型的基础上，对其中重要个案类型做系统深入研究。并把这种探索作为反思20世纪中国学术全面西方化问题弊端，寻找中国叙事文学研究新领域的开始。
王齐洲提出，如果中国叙事文化学是要回归中国叙事文化的本位，尊重既往的一切历史事实，那“中体西用”的“中体”就应是中国文化本位之“体”，而借用的“叙事学”“主题学”等西方的理论只是研究这些本体之“用”。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尽量容纳一切能够阐明中国叙事文化本体特质的学术路径和研究方法，包括“文学体裁研究”和“作家作品 研究”。这样，中国叙事文化学才能够茁壮成长，成为21世纪研究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成熟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