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使命】钱学森：不但要组织入党，还要思想入党
1959年，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入党时表示，不但要组织入党，还要思想入党，自觉地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我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给钱学森当了十多年的秘书，亲眼目睹了他思想入党的种种表现，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与“航天四老”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等老一辈航天领军人物全身铜像雕塑
“说我架子大，我就架子大”
一段时间，社会上到处存在“走后门”现象，走正道办不成的事，就想法儿走后门办成。钱学森自然不去走后门，也不许别人在他这里走。他对许多事情定了原则就一定要坚持，对谁也不破例。比如他给自己规定：不题词；不为别人的书写序；不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不出席社会上开幕式、剪彩等应景活动。他退出一线工作后，又添了一条：不到外地开会。这些规定定下来后，几十年不变。许多人找钱学森没门儿，就来找我，我只能按照钱老规定的原则，婉言谢绝。有些人又找到钱学森的夫人蒋英或子女，想走他们的“后门”。但蒋英又把来信或来函转给我，还是由我答复他们。
钱学森在北京开会，从来都是回家吃饭。他过去在一线工作，需要到外地出差，如去试验基地主持试验，或到外地开现场协调会等。自从退出一线领导职务以后，再也不去外地开会或做学术报告，谁请也不去，绝不搞公费旅游。他这一生，只在1988年夏天，带中国科协的几位副主席到某地休过一次假。在休假期间，他参观了一些工业项目，也作过几次学术报告。在这种情况下，人家请顿饭吃是免不了的，他也不得不应酬。但我看得出，钱老对于这些应酬活动是很反感的。所以他回到北京就对我说：“我对付这种应酬的办法，就是今后再也不出北京了，谁请也不去。”
一些人正面请，请不动，就想出一个“激将法”，通过一位与钱学森很熟的老朋友对他说：“钱老，你知不知道，别人对你有反映。”钱学森问：“什么反映？”“说你架子大，请不动。”钱老说：“你别激我，激也没用，他们说我架子大，我就架子大。”
前些年，“名人录”之类的书很多，一般人想上名人录，出点钱就行。但钱学森若上名人录，人家是不会找他要钱的。但他知道这里面的“名堂”，所以给我交代一条原则：绝不上任何名人录。他说：“我抵制这股风的办法就是我不上，不要钱也不上。”上世纪90年代初，科学出版社要出《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辞典》一书，便通过钱学森的前任秘书王寿云联系。王寿云前去报告此事只说了几句，钱学森就明白他的意思了，板着脸瞪了他一眼：“你想干什么？”王寿云话都没说完也不敢再往下说了。
这本书的主编是原中科院院长卢嘉锡，他和钱学森当年在美国就熟。科学出版社只好把钱学森不同意上书的意思向卢老报告。一次开会，卢老见到了钱学森，说：“钱老，我主编的辞典可不是野的，是经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科院共同批准的，上你的条目也是经审批的，你要是不同意上，我这个主编只好不当了。”在这种情况下，钱学森才同意。
“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
钱学森归国后定为一级教授，一个月300元多一点。除了工资之外，他还有一些稿费收入，晚年也曾得到过较大的科学奖金。但他把自己所得的几笔较大的收入统统捐了出去。这包括：钱学森著《工程控制论》1958年中文版稿费（千元以上，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收入）捐给了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资助贫困大学生买书和学习用具；1962年前后，钱学森著《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先后出版，稿酬有好几千元，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那时还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人都吃不饱肚子，钱学森及其家人和全国人民一样，也是勒紧裤带过日子。但是，这么一大笔钱并没有使钱学森动心。当他拿到这两笔稿费时，连钱袋都没打开，转手就作为党费，交给了党小组长。
1978年，钱学森又交了另一大笔党费。当时开始落实各方面的政策。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原在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上班，1969年去世，但从1966年起就不发工资了。所以，钱均夫在去世前三年未领到一分钱工资。落实政策时，补发了3000多元工资。钱学森作为钱均夫唯一的儿子，有权继承这笔报酬。但钱学森认为，父亲已去世多年，这笔钱他不能要。便退给文史委员会。文史委员会拒收，钱学森说，那我只有作为党费交给组织，所以这3000多元也交了党费。
1982年，钱学森等著《论系统工程》一书，钱学森本人所获稿费捐给了系统工程研究小组；1994年，钱学森获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00万港元，他连支票都没拿到，就写了一封委托信，授权王寿云和我，代表他转交给我国西部促进沙产业发展奖励基金。直到我写此文的时间为止，他的几笔大的收入，统统都捐了出去。即使在平时，他和别人联合署名发表文章时，总是把稿费让给别人，说：“我的工资比你多，此稿费就请你一人收下吧！”
钱学森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副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直到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其地位不可谓不高。但一般人不知道，钱学森对这些“官位”一点也不在意，要不是工作的需要，他宁可什么“官”也不当。他常常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他还说：“事理看破胆气壮，文章得意心花开。”
和“地位”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待遇”问题。钱学森不仅从不向组织谈及自己的什么待遇，而且总是自觉主动地降低待遇。如住房问题，自从上世纪60年代初他搬进航天大院以后，至今一直住在那套老式公寓房里。后来组织上建新房，曾想给他按标准盖一座小楼。我们工作人员也希望钱老的住宿条件得到改善，若有一栋小楼和一个小院，他可以在院子里晒晒太阳。当我们劝他搬家时，钱学森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我说：“钱老，现在都90年代了，一般科技人员的住房都有了很大改善，您说的那是老皇历了。”钱学森摇摇头说：“你别再提这个问题了。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习惯了，感觉很好。你们别折腾我，把我折腾到新房子里，我于心不安，心情不好，能有利于身体健康吗？”
我理解了他老人家的思想境界，再也不向他提房子问题了。但是，一些去过钱学森家的人都感到，他住的房子实在太旧了，有人甚至为他鸣不平，说“大科学家住小房子，太不合理了”。
“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己”
看淡名誉也是钱学森的追求。举几件事情可见一斑。
第一件事是关于“院士”的荣誉称号。我想目前从事科研工作的，都想争取一个“院士”的荣誉称号，或中科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个称号在1994年以前叫“学部委员”。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钱学森在1988年和1992年曾两次给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写信，请求免去他学部委员的称号。这里只引用1992年的信，全文如下：
周光召院长：
近得1992年第6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并经国务院同意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章程（试行）》，看到其中第24条说学部委员可以申请辞去学部委员称号。您是知道的，我前几年即有此意。近日来，更因年老体弱，已不能参加集会作学术及其他活动，故已不能完成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任务。据《章程》规定及个人情况，特申请辞去我的学部委员称号。以上请您批办。
信发出后，钱学森告诉我，在一次学部大会执行主席会议上，周院长和严济慈一起做他的工作。周光召说：“钱老，学部委员不是个官位，是大家选的，不是我任命的。我无权批准您的请辞报告。”严老说：“我们主席团讨论了，大家一致不同意您的请辞报告。”
第二件事是1985年钱学森作为第一获奖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事情。获奖项目是战略导弹。
当时，评审委员会在国防科工委的科技委员会。张震是科技委主任，也是评审委员会主任；钱学森、朱光亚等是科技委副主任，也是评审委员会副主任。1984年秋，科技委开会，审查航天部申报的项目，包括战略导弹、潜射导弹和通信卫星等。一方面评审这些项目，另一方面要审查获奖人名单。这么大的项目，每个项目只署十几个获奖人的名字，还要审查这十几个人的排序是否合适等等，麻烦事不少。航天部的项目整整评了一个上午，钱学森和大家一样，积极发言，而且他比别人说得更多，因为他更了解航天部的情况，充分肯定了获奖人的功绩。快到吃午饭时，航天部的奖才基本评完，张震宣布散会。大家都站起来要离开会场了，就在这时，一位科技委委员突然说：“张主任，航天部报的受奖人名单有一个重大遗漏，为什么没有钱副主任？”张震听了一愣说：“这可是个大问题，贡献最大的人怎么不获奖啊？大家先别走，议议这件事。”
于是大家又坐下来接着开会，钱学森笑眯眯地马上发言说：“这次评奖是分项目评的，我参加获奖不合适，因为我不在这些项目的任何一个项目之中，所以他们不报我的名字是对的。”会上七嘴八舌发表了些不同意见，有的人赞成，说如果把钱学森的名字列入某个项目，实际上是降低了他的贡献。但也有人说，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评奖，是对过去二十几年工作的总结。钱副主任对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贡献举世公认，这个领域的奖，无论如何不能没有他。由于意见不一致，最后张震只好说：“把这件事退给航天部，请他们提出方案。”
不久，航天部把钱学森评为第一获奖人。我记得会后钱学森回到办公室对我说：“我明确表示不要这个奖，他们还是把我排进来。这样一来，这个项目的总师屠守愕就成了第二获奖人，这很不合适！
第三件事是1991年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的事情。1991年钱老满80岁，正好这一年中国科协要换届，从此，钱学森要退出所有一线科技工作。为了表彰他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贡献，中央酝酿授予他荣誉称号。但整个酝酿过程钱学森一无所知，授奖仪式在10月16日举行。当一切准备就绪后，在10月10日这一天，有关人员才向他本人报告。对于这么高的荣誉，钱学森本人的态度十分冷静。其证据之一是他在授奖仪式上讲话时，并不激动；二是授奖仪式后，新闻媒体上出现了一个宣传钱学森的高潮，钱三强、王大珩等著名科学家都接受记者采访，谈学习钱学森的体会，航天部、科协、科工委等单位也做出向他学习的决议。
一天上午，钱学森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还在忙啊？我们办任何事，都应该有个度。这件事（指对他的宣传报道）也要适可而止。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就没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我立即回答：“钱老，既然您说到这里，那么，我如实向您报告：我也听到一些不同意见。有的年轻人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
钱学森立即说：“你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说明这件事涉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如果它完全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那我没什么可顾虑的，他们爱怎么宣传都行。问题是在今天，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己，所以我得十分谨慎。在今天的科技界，有比我年长的，有和我同辈的，更多的则是比我年轻的，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科技事业作贡献。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影响到别人的积极性，那就不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了，那就涉及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所以，我对你说要适可而止，我看现在应该画个句号了，到此为止吧。我这么说并不是故作谦虚，要下决心煞住，请你立即给一些报纸杂志打电话，叫他们把宣传钱学森的稿子撤下来。”
我立即照办。《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报刊都表示尊重钱学森本人意见，明天不再见报了。有一个杂志也表示尊重意见，但下期的两篇回忆性文章已下厂排版，不好撤下来。打了一圈电话，我向钱学森反馈信息。他一听那个杂志的文章无法撤下来时，说：“这样的回忆性文章都是在一个人死了以后才发表的，我还没死，他们急什么？”我听了这话，扭头就走，赶紧打电话告诉该杂志的主编：“钱老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天大的困难你们去想办法克服，但稿子一定得撤。”
钱学森对待金钱、荣誉和地位的态度看起来和科研工作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一个科研人员，如果满脑子都是金钱、荣誉、地位这些东西，即使他很聪明，也成不了大器。这里，我想引用钱学森1978年在悼念他的挚友、著名科学家郭永怀时讲的一段话：“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热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自私者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