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历史深刻表明，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有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潮流从此就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中国人民应当牢记历史，排除某些杂音和干扰，还历史以真面目，更加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振奋精神再出发。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此开启的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尔后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质和价值所在。然而，近百年来，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宣扬一套“文明演进论”来贬低其伟大意义，竭力把五四运动描绘成“小革命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或者“改良主义新文化运动”，指斥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开端的五四运动，是“激进主义新文化运动”“成为政治上被利用的工具”。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种评价争论，根子上是出于不同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
首先是关于文化，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运动？文化和文化运动能不能脱离社会，能不能离开经济和政治？唯物史观的答案是明确的，毛泽东曾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文化不能脱离或凌驾于社会之上，它从来都是属于社会、属于时代的，它产生于社会和时代，又为一定的社会和时代服务。它的意义和价值，只有通过社会和时代才能体现出来。任何文化运动，包括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都是社会运动的反映，社会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我国秦汉时期的文化巨变，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的历史巨变，包括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戊戌变法和以孙中山、章太炎、蔡元培为代表的辛亥革命，都曾伴随着相应的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为什么在中国诞生，为什么是在1919年？它的意义和价值，都不能只用文化解释，要到中国的社会历史、当时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生活等方面去寻找。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举起的两面旗帜：“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当时这些文化上争论的主要内容，背后主要围绕的还是政治和经济现实，即集中在国家民族的方向道路、中国要向哪里去这些问题上。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包含着文化内容的社会革命，或者说是一场具有社会革命意义的文化运动。
其次，人们的文化活动，文化领域的斗争，是不是只能采取“渐进”方式，有没有“激进”的质变？唯物史观的回答是肯定的，这里既有“渐进”式的量变，也可能会发生“激进”的质变，关键在于它所依附的社会变动性质。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这样的，当时的中国社会，虽然仍然处于鸦片战争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基本矛盾没有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着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着。但是在这些不变中又有着剧变，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传播到中国，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密切联系，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进一步扩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正如毛泽东所说：“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目标是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其实质则是反对旧时代的旧经济和旧政治，而试图以新社会的新经济、新政治代替之。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反帝反封建，其彻底性在于：不仅面向思想文化，而且深入到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没有停留在少数文人和知识分子那里，而且获得全体中国人民广泛参与，尤其是工农兵成为先锋；不仅使用笔杆子，而且使用铁锤子、锄把子和枪杆子；不是枝节上的修修补补，而是铲除孽根及其产生的土壤，让其永远不得生长。这自然引起那些革命意志不坚定者的惊恐和反对，被视为“激进主义”的洪水猛兽。它之所以取得伟大胜利，原因也在这里。
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革命文化，是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实践中的反映，它更指引和支撑了这场改变了中国人民命运的伟大革命。
二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然而这三部分人中，究竟哪个是运动中的主流、主轴和主力？这也是我国思想学术界多年来激烈争辩的一个问题。所谓主流、主轴和主力，应当最先进、最科学，最符合历史潮流，最能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因而能够被人民群众接受并自觉认同，从而是最能推动时代前进的力量。明确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之后，也就明白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主轴和主力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坚持这种文化的人。对此，不少人坚决反对，他们坚持要“以胡适一脉的自由主义为主轴，向其副调展开，在胡适一派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相互关系中，把握这场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与意义”，宣称“这是一种文明演进的方法论和价值观，也是今天之所以要反思新文化运动的命题所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五四新文化运动谁是主流，哪个是主轴、主力？关键要看它们的成果，提出了什么主张，作出过什么贡献。
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主轴和主力吗？这需要进行历史考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胡适确曾积极投入运动中，反对旧道德、旧文化，提倡“个性解放”、妇女解放，鼓吹思想言论自由，特别是在提倡白话文，整理国故（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考证《红楼梦》）等方面，作出过一定贡献。可惜他在文化上赞成“全盘西化”，在哲学思想上，事实证明一开始就宣传实验主义，鼓吹资产阶级唯心论，并且积极反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两个月，他开始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宣称“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公然向无产阶级文化挑衅，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甚至反对孙中山的革命。当然，像胡适那样的人，只是极少数。他们虽然在自己所守的文化领域也作了一些贡献，提供了若干砂石材料，至多是增砖添瓦，做些片断、零星的工作，但对于整个民族国家文化大厦的整体构筑，却无能为力。随着中国革命的逐步深入，这部分人中的大多数也逐渐觉悟，日益向人民群众靠拢，而极少数顽固分子则零星四散。不管怎么说，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化及其知识分子队伍，从来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主轴和主力。
近些年来，随着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潮，有些人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保守主义开始重视，甚至要求重新评价。有人认为，这些当时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即《甲寅》《学衡》《东方杂志》以及章士钊、吴宓、梅光迪、杜亚泉、梁漱溟等学人的群体，“并非传统文化的顽固守旧派，而是学贯中西的文明通达之士”，他们虽然表面上卫护儒学国教，反对五四运动，攻击新文化的提倡者是“非思想家乃诡辩家”“非创造家乃模拟家”“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也”，如此等等。其实他们也赞成吸取西方文化，相信“中西文化各有特点，应该相互调和，融合西学于国学之中”，主张“在保守传统中革新更化，在渐进改良中与时俱进”。今天，人们应当肯定其“具有纠正新文化运动之偏的作用”。这样讲当然也并非全无道理，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高潮中，这个文化派别“一叶障目”，混淆时代主题，竟然与时代唱反调，其做法是很不应该、很不得体的。更何况，持这类观点的人，本身也都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他们并不赞成革命，更非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少数知识分子精英的事，与普通民众无关，应当“以少数贤哲维持世道，而不依赖群众”。对于文化价值的判定与选择，“当取决于少数贤哲，不当于以众人好尚为归”。这种文化保守主义，一开始就剑走偏锋，与社会大众疏远，在五四运动中被边缘化，可以说他们更无缘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主轴和主力。
五四运动中真正的主流、主轴和主力，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现在人们称之为“革命文化”），和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先进知识分子队伍。这支队伍从五四运动一开始，就最积极、最勇敢地投入了同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尔后在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实践中，迅速发展成长，并且立即将革命文化转化成千千万万革命群众的巨大物质力量，不仅指导我们建党、建军，掀起了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粉碎反革命的军事和文化围剿，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提供思想精神动力，更如毛泽东所说：“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五四运动开启的革命文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之源，是新中国成立的思想基础和精神保障。事实证明，革命并非排斥文化，革命文化更不是中断文明发展进程，反倒是推动文明发展、社会进步之必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继承和发展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方向道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间虽然经历了不少探索试验，一些曲折起伏，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不断吸取经验教训，守正创新，终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事实证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民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是对的，五四运动所开辟的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道路是正确的。
三
回顾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文化走过的道路，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价值，以及它的历史命运和今后的发展道路。
无疑，植根于中华沃土，立足于中国人民生产生活之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国人民的根和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极其丰厚的文化基础。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化，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它也不能不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遭遇，它所走过的道路，非常典型地证明了这一点。
五四运动初期，面对着贫穷落后、灾难深重，被帝国主义欺负得“国将不国”的祖国，为了痛斥那股坚持为封建势力张目的尊孔喧嚣，中国文化界吹响了反对封建礼教的号角，社会上弥漫着一股“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当时，许多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例如被称赞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宣称要把旧书“扔进垃圾堆”的吴稚晖等，还有一些小青年，例如施存统（复亮）只是出于单纯的“义愤”，一反往日“循规蹈矩，守理学家的理法”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攻击，在《浙江新潮》杂志上发表《非孝》一文，引起思想界的一场大争论。
应当看到，这些基于为国为民、救亡图存的义愤，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抨击的，并非中国传统的叛逆者，也不是要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只是想批判和攻击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诸如“片面之义务，不平等之道德，阶级尊卑之制度”。鲁迅更借古代的嵇康阮籍反对礼教为例说明，“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这些反礼教者，其实他们内心里更爱传统文化，只不过是“爱之深，责之切”。无论如何，五四初期这些反传统文化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其思想方法和表达方式还是有缺陷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他们“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进展”。
但是也应指出，当时许多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对待民族文化问题上头脑还是清醒的。例如陈独秀就说：“我们反对孔教，并不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不过因他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时代潮流，还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来压迫现代人心，抵抗时代潮流，成为我们社会进化的最大障碍。”李大钊也说：“孔子于其生存年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深入，在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实践斗争中，这股反对传统文化的浪潮也就逐渐平息，中国人民越来越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可贵，越来越意识到，中华民族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我们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是我们的革命事业中不可或缺的。毛泽东早已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实际也是这样，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融入最广大人民群众思想之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越来越融入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之中，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的思想理论来源，指导着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今天，我们担当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的文化建设应该向哪里走，怎样走？对此，中国人民的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坚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道路，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全盘儒化”，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抓住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这里，我们必须全面领会什么是中华文化立场，领会中华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中华文化不能简单归结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还包括有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者之间存在着血肉联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源头，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其继承和发展，无论何时都不能将其割裂。忽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片面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否定或轻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会沦入复古主义或文化虚无主义的泥潭。直到今天，有些人仍然一口咬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断，随之而生的革命文化是传统文明的背离。海内外的某些人仍然企图歪曲篡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例如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核心义理和宪制经验”强加到古代中国的某些思想理论头上，诱使我们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这种斗争还会长期继续下去，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关键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中华文化立场的内核。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科学和真理，许许多多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其精神实质与马克思主义相融相通，只有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才能自觉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五四运动的伟大成绩，首先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能正确地揭示文化的本质和作用，只有把握文化是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而又反过来指导政治经济这个原理，我们才能认识每种文化的来龙去脉，把握它的产生和发展趋势及规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披荆斩棘、所向披靡，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深刻地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都是由于他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与中华文化相结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使我们走出一条令国人振奋、世界瞩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