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家,因为重史,所以特别重视对人进行历史教育,而在历史教育中,又特别重视培养人的人文素养。这些有关人文素养的内容,蕴含在中国古代史籍撰述和史家思想之中。
其一,蓄德致用的人生修养
中国古代的历史教育,不仅是“前言往行”等历史知识的灌输,而且还是“蓄德致用”等人生修养的涵育。唐代史评家刘知幾曾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 (民) 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生人之急务”侧重人生修养,“国家之要道”侧重借鉴资治。中国古代史家对历史教育功能的认识内涵丰富,但其核心主要有两个方面,即鉴戒和垂训,一为政治功能,二为育人功能。其育人功能,特重养善明志、学成君子、家国情怀、社会责任、审美情趣、存续传统等人文素养的教育,这其中有许多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和优良美德,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加以继承。
中国古代史学特别重视对历史人物的记载。刘知幾认为史家的责任就是要把历史上大恶大善之人记载下来,或警诫后人,或树立榜样,“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软?盖史官之责也”。“恶可以诫世”、“善可以示后”,道出了古代史家著史关乎人生修养的意图,也显示了中国传统史学在人生修养方面有着丰厚的积累。
其二,彰往察来的历史意识
中国古代史家把人置于历史之中,站在历史的长河中感知历史的流变。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白头到此终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说的都是置身历史之中的历史感。这种把自身与历史连接在一起的历史感,实际上就是一种具有历史时空感、历史敬畏感、历史认同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深刻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眼光。
彰往察来、古今通变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眼光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批史著、史家对此进行过深刻论述,如先秦时期的《周易》、《韩非子》、《管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两汉直至明清时期的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如陆贾、司马迁、章学诚、龚自珍等人,都反复讨论彰往察来的重要、辨析古今关系的复杂,彰显了跨越特定时空来探察人生意义和国家治理,审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种思维观念与方法。在这样的讨论中,历史与现实构成了一种相互阐释的张力结构和互动关系,所谓“是古而非今”、“狃今而病古”都是错误的观念。“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目的是为了寻求个人进退取舍和国家治乱兴衰的经验与参照。
其三,超越天命的人本思想
中国古代史学特别重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史家们在自己的史著中表达了“远神”而“傲物”、“唯人为贵”的思想观念,蕴积了深厚的“人本”思想。这是一种超越“天命”等神秘因素而直指历史运动根本的人文关切和人文关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涵育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殷商时期的“尊神”,到西周的“敬天保民”,中国古代史学在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中逐渐怀疑“天命”而关注“人事”。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的重大理论课题,对天命史观进行了大胆怀疑和批判,把人置于历史活动的核心来记述和讨论。中国古代史家以“重人事”的观念教育人,对于破除天命迷信,鼓励个人奋斗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古代史家那里,人与人的关系同样受到关注。其思想核心是强调人的生命和价值,知人、治人,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唯人为贵”的观念,强调人自身的生命价值,老子“贵身”、杨朱“为我”、庄子“养生”、儒家重视人的道德能动性,都渗透在古代史著之中,成为人们汲取的精神力量。中国古代史家在关注历史变通的同时,还重视人伦,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有序,强调由己及人的秩序推演,指出个人的价值就存在于历史或现实的人际和社会关系中,个人只有在这种关系中尽己利人,才能达到社会理想的实现和个体人格的养成。
其四,家国情怀的忧患意识
晚清思想家龚自珍有一句名言:“良史之忧忧天下。” 明确指出了古代史家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和基本精神,具体到历史教育,主要表现为对人生磨难、王朝盛衰、国家兴亡、社会治乱、生民休戚的关注。这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更高层次的人文素养。
中国古代史家的忧患意识内涵丰富,由对自身命运的感知而进入对社会现实的忧虑,由近及远,由内而外,由个体到国家,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一是对个人生存状况、人生磨难、人生理想、精神寄托等个人遭际的忧虑。这虽然是忧患意识中的“小我”,但却以历史人物的人生经验启迪人们观照自身命运。二是对王朝治乱兴亡和社会现实前途命运的忧虑。这主要体现在国家政治治理的层面上,君臣的德行、治理的措施都在其中。史家通过考察“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为人们提供“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历史例证。三是对民众生存状况的忧虑,对生民休戚的关注,对百姓困苦的同情。历代史家在史著中记述“民怨”、“民情”、“民瘼”,思虑百姓疾苦,忧虑百姓命运。四是对社会风气、国民精神和凝聚力的忧患。历代史家都注重对“世风”、“风俗”、“人心”等社会风气问题的考察,注意到社会风俗、人心向背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五是古代史家的忧患意识充满了辩证法。愈是和平安宁的时代,愈是强调忧患意识,所谓“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
其五,“惩恶劝善”的伦理教化
中国古代史学一直担负着“惩恶劝善”的伦理教化的功能,读史者由此明辨善恶是非,遵守人伦道德,这同样是培养人文素养的重要内容。
中国古代史家从两个层面上对史学的伦理教化进行了总结,一是理论层面上,阐述史学的教化功能。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云:“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刘知幾在《史通·直书》中也说:“史之为务,申以观诫,树之风声。”史学理应“扶翊纲常,警世励俗”,这成了古代史家的共识。二是实践层面上,通过撰述史著、褒贬人物,发挥道德伦理教化作用,彰显伦理是非,树为典型,供读史者取则。司马迁称孔子修《春秋》蕴含“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之义。史家把历史上的善恶是非写进史书,并作出判断,以辨明是非。读史者看到这些内容,得到警示和教益,学会做人,其意义重大。
其六,涵育美德的审美旨趣
就历史记述的内容来看,中国古代史学的美学旨趣主要有以下几点:
崇高之美。中国古代史籍大量记载了英雄义士为国赴死的事迹,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体现的是一种凛然正气,此乃崇高之美。
悲壮之美。中国古代史籍大量记载了仁人志士于艰难困苦中坚持操守、不懈奋斗的事迹,他们面对险恶环境坚韧不拔、誓不弯腰低头的精神,是一种悲壮之美。
正义之美。中国古代史籍记载了诸多历史人物指斥外敌入侵,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的事迹,体现的是正义之美。
智慧之美。中国古代史家特别重视撰述政治史,记载政治家、思想家在治国理政中的各种行为以及高超的政治智慧,体现出一种智慧之美。《尚书》对周公言论的记述,《贞观政要》对唐太宗君臣言论的记载,都渗透着治国安邦的大智慧之美。
从上述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核心之一就是提升人的境界,从内心深处激发人们对于德行、伦理、信仰、审美以及生命价值的思考,从而具有纵览古今的历史眼光和胸怀天下的精神气度。刘知幾所谓“史之为用,大矣哉”,洵非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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