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人文研究境界
研究学问、探索世界奥妙，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以什么样的态度进入这个世界，以什么样的方法理解这个世界，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这个世界的理论建构，并践履于日常生活世界。
我们知道，自然科学理解世界是对象化的理解，探求的是“客观性真理”，重在利用厚生；人文学科理解世界则是生命气息的互动感通，所探寻的是“启示性真理”，重在树德立人。人文学科研究一靠生活，二靠思想，三靠学问，其中关键在于是否“有我”，是否能站到精神领域最前沿，兴味充沛地回答时代之问，谈论学术发现。
根据多年观察，我总结人文研究的治学类型大概可分三种：一是职业的，二是事业的，三是趣味的。
职业的研究一般有学院学术训练背景，专业基础扎实，对于各种新潮理论熟稔于心，运用自如；其研究多是“因题为文”，如课题的设置、刊物的策划、会议的研讨、市场的约请等；其笔力多集中于某一点，发掘细密，心态上是“完成任务”。职业化有其必要，但满足于这一状态，就往往屈己从人，疲于奔命，很难施展才华；且过于单一，容易自我重复，也常使研究蜕变为一种批量制作，困于“套路”。首先“资料见底”，即穷搜冥索，收集、整理、甄别、归纳所有材料，其次借助一定理论把材料重新装置、分配、知识化，最后在材料和理论的配置中提出些观点和看法。不乏识见，却也易为成见、俗见，久而久之，难免思想贫乏，言不及物，气味枯索。这类研究者不少，其中固然有“我”，只不过还未走出“小我”“私我”，难以推动学术大发展。
事业的研究是将治学视为全身心投入的名山之业。这类学者往往数十年如一日，筚路蓝缕，心无旁骛，惓惓切切，苦行深学，视学术为生命；既高屋建瓴，质疑问难，又一砖一石，扎实筑基；对时代精神特具感知能力，鸿篇巨制粲然可观，识见规模远高同辈，引领当代学术思想潮流。其佼佼者强强联手，在保留学术个性前提下，构建实力雄厚、结构合理的团队，秉持核心学术理念，斟酌古今，打通中西，融会诸学，衷取群解，参差己见，万流归一。其特出者孜孜于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的学理性建构，大雅宏达，独创一格，施教启迪，指迷导悟，前贤后彦，学脉绵长，从中可真切感受到时代文化命脉之搏动，其事业之发达与否关乎学科发展之盛衰。
趣味的研究则是有灵性的精神劳动，是关乎生命价值、系乎人生况味的生活方式，因而研究者能够不慕虚荣，不从流俗，为性简素，自苦自适，心定气闲，任天而动，触事兴感，见微知著，因文为题，纵谈古今，纡徐不迫，讲论自乐；有细密处，有奔放处，豁朗深邃，不拘一格，极具创造性和生命力。此类研究不从事功上着想，价值与意义却甚为重大，因为这种自动的工作不忮不求，机心全息，力究本来，风神蕴藉，总是竭尽了心力，决不模糊敷衍；这是一种类似爱情的工作，知之深，爱之切，触处生春，若俯若偃，俱从其情，天趣盎然，启人心扉。总是有一种清淡与准确，蕴藏大量尖新学术创见，读者唯有“以心会心”方有所得；这是世间顶好的妙文，可惜凤毛麟角。
上述三种治学类型，后两种研究有“我”，有“大我”，能将阅世、说理、论学三者合而为一，吐淬淋漓，卓然而为学问大家。
正如龚自珍《题王子梅盗诗图》一诗所云：“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这些学术大家既有敏锐过人之思力，又有气劲神完之文笔；他们不仅是学问家，而且是文章家。他们的学术作品往往都是美文，不单能把理说圆，还有一种“余情”贯穿其中，显得从容、澹泊、丰饶，耐咀嚼，有余味，有气象。读他们的作品，神情声音毕现，骨骼血肉顿生。
譬如，冯友兰、任继愈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陶行知、林汉达的教育学研究，朱光潜、宗白华的美学研究，钱锺书、俞平伯的诗学研究，缪钺、叶嘉莹的词学研究，顾颉刚、江绍原、钟敬文的民俗学研究，赵元任、周有光的语言文字学研究，顾准、孙冶方的经济学研究，费孝通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这些学术大家各自以完整的人对应完整的文化，是所谓“专家之上的文人”；他们学问淹博，著述宏富，都有学术思想体系的内在经纬，都有自身的结构支点，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格局，故能打通、激活各种学问以及人类文化成果，并复现为一个有机整体；他们寓思想于学术，并浸润自己的生命性情，故笔下生气流贯弥漫，文体浑然圆融，趣味盎然醇厚；其眼光态度、学养逸兴、意趣情致，都别具一格，戛戛独造。
人文学科研究既是“无我”的，又是“有我”的：无我者无私我，有我者有真我。惟其如此，其创造力和生命力才能绵延不绝而有欣欣勃发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