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人口转变机遇激发人口红利
在看到人口转变带来挑战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人口转变形势倒逼所产生的机遇。一方面这种倒逼能迫使我们放弃守旧的人口观念,另一方面这种倒逼促使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塑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应对人口转变之路。
人口转变是对人口现象的描述,是现代化进程的表现之一。20世纪初期,在较早开启现代化进程的西欧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迅速,人口也出现重要转变。人口学家将这种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转变的过程称为“人口转变”,而与之相对应的理论则被称为“人口转变理论”。中国的人口转变,显现出不同于西方国家人口转变的特征,因此难以用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进行解释。
人口转变存在巨大的地区和人群差异
中国人口众多且幅员辽阔,加之社会转型,致使人口转变具有较强的时空压缩效应。相比于西方人口转变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渐次变化,中国的人口转变受到文化、制度以及技术的影响,更具复杂性和多维性。
死亡率、出生率迅速下降,老龄化加剧。据统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死亡率的下降速度一直引人注目。从1949年的20.0‰下降到1985年的6.8‰,仅用35年时间就下降了近66.0%,且在此后30年内一直稳定在6.0‰—8.0‰之间。婴儿死亡率则由20世纪50年代初的150.0‰下降到1970年的80.0‰和2015年的8.1‰。与死亡率的快速下降相比,出生率虽显滞后,但其转变的速度也同样迅速。据统计,1969—2015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从34.1‰降至12.1‰。伴随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快速下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到2015年,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76.34岁。同时,60周岁及以上人口有22200万人,占总人口的16.1%;65周岁及以上人口有14386万人,占总人口的10.5%。按照联合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10%的老龄化标准,我国显然已进入老龄社会。从老龄化所用时间来看,法国用了115年、瑞士 85年、英国80年、美国60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1981—1999年),中国的老龄化可称之为急速老龄化。
人口转变存在巨大的地区和人群差异。中国各地区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等各不相同,导致人口转变的进程也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探讨人口转变需注意其不平衡性,尤其是时空差异。从整体来看,西部人口转变滞后于全国和东部,仍处在转变后期;东部的生育率水平已经很低,西部还有继续降低的可能。当然这种差异也体现在不同的人群中,最典型的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生育率的差异。根据2010年全国普查的结果,壮族、回族、满族、维吾尔族等主要少数民族生育率分别为1.59、1.48、1.18、2.03,除满族外,其他显著高于汉族的1.18,其中维吾尔族比汉族高近一倍。这与民族生育政策有很大关系,当然也受这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人口转变呈现波动性。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筑基于社会经济发展之上,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而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距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人口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抑制,生育率水平呈现不稳定状态,而这种生育水平的不稳定与人口转变的不彻底性紧密相连。我国目前正处于人口转变的惯性增长阶段,低生育率水平并不稳定。尤其是在 1980—1987 年间,中国人口生育率两度出现“不降反升”,且反升水平均高于20‰。伴随人口生育率在波动中走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可能会继续影响人口转变的走势,加剧波动性。
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在人口转变中发挥交互作用。当谈到中国的人口转变时,多数人会想到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认为是该政策导致生育率急剧下降。但雷伟立和弗里德曼(Lavely and Freedman)指出,早在中国大规模实施严格的生育计划之前,生育率就已出现明显下降。他们认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是导致计划生育实施前城乡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相对于西方依靠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生育率下降的人口转变模式,中国的计划生育对人口转变的作用又怎样呢?陈卫利用中国各省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数据,分别考察了1980年、1990年和2000年省际生育率差异中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所起的作用。结果显示,随着时间推移,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率差异的解释力在增加,而计划生育的解释力在下降。都阳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生育率下降的计量经济分析则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于生育率的下降,生育政策的边际效果渐趋下降,而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依然明显。中国的人口转变固然有计划生育的影响,但也不能忽视社会经济发展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而且随着生育政策逐渐放开,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将会越来越显著。
人口转变倒逼经济发展模式变革
中国史无前例的人口转变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挑战。如劳动力规模变小带来的劳动力成本抬高所导致的企业经营成本增加;老龄化社会来临带来的养老压力;出生性别比失衡造成的婚姻挤压。这些挑战在短时期内使政府和社会面临较大压力。但正如人口均衡论认为的,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各外部要素间是互动磨合的过程,中国人口转变面临的这些挑战可能是实现人口由低级人口均衡向高级人口均衡转变的条件。
在看到人口转变带来挑战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人口转变形势倒逼所产生的机遇。一方面这种倒逼能迫使我们放弃守旧的人口观念,另一方面这种倒逼促使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塑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应对人口转变之路。具体而言,中国的人口转变至少带来以下机遇。
人口转变倒逼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人口是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丰沛的劳动力资源是中国经济腾飞不可或缺的条件。我国很早就提出转型经济发展模式,但实际转型过程却步履维艰。人口转变一方面宣告了传统的依赖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另一方面人口素质的提高为加速向高新技术和新兴战略型产业转变提供了契机。综合相关数据可发现:2015年我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28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3.3年;以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为主的“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总数的一半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也呈现上升趋势。从新的人口转变理论来看,在人口数量变动不大的情况下,人口质量的转变是未来人口转变的重要方面,高质量的劳动力人口将会转化成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
人口转变倒逼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人口转变在地理空间的具体体现就是城市化。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城市,城市治理问题开始逐渐显现,城市社会治理成为难题。面对这一情况,相关部门开始逐渐放弃以前社会管理传统的人海战术,尝试采用计算机、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进行社会管理。这种别具中国特色的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将行政辖区按照一定标准划分成若干单元网格,整合基层各种服务管理资源,把人、地、事、物、组织等要素纳入网格,进行精细化管理、动态化管理、信息化管理,有效提升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虽然城市化带动了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但是在农村依然有一定数量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年人,并且由于农村家庭功能的弱化,出现留守儿童和留守老年人缺乏照料等问题,仍亟待更有效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出现。
人口转变倒逼人口观念的转型。传统的人口观念在人口转变的新态势下开始变得不太适宜,迫切需要革新。以老年人为例,传统的人口观念认为老年人仅仅是消费者,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但事实上,很多老年人仍在参与生产活动,除了通过在家帮忙照看孩子、参与志愿服务这样的无偿工作间接支持劳动生产,还通过就业、纳税、消费和投资等为经济发展贡献自身的力量。延迟退休是人们较为关注的话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201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能够显著提高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特别是政策实施的前五期,每期(5年)可带来城市劳动力供给增长200万—300万人,拉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超过0.5个百分点。而在心理方面,老年人也并不希望60岁以后完全退出社会生活,现在很多低龄老年人依然保持着较好的劳动能力并希望参与生产活动。现在迫切需要改变的是整个社会的人口观念,提供更多样的工作方式供老年人选择以激发老年人口红利。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