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积极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应加大资金投入,建立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资金的机制。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制定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强化大气污染治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下降5.6%和4%,74个重点城市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下降9.1%。”据此测算,“十三五”期间,我国环保投入至少在6万亿元以上。面对如此巨大的投入,努力提升环保投资绩效至关重要。
我国环保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格局
随着环保政策的不断深入,我国环保投资主体开始呈现多元化格局。据统计,2011年、2012年的全社会环保投入分别达6026亿元、8253亿元,2013年超过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1.9%。其中,中央政府的环保投资年均增速超过了14%,占总投入的比例在30%—40%之间;加上地方政府的投入,大约70%以上的环保投资来源于政府财政。污染企业是环保投入的另一重要主体,其主要是为控制污染而在政府环境保护部门的监督下进行的投入。近年来,我国逐渐将多种投融资模式运用于环保事业的发展中,如BOT模式、PPP模式、建立专项环保基金、绿色金融等。
从投资规模上看,我国环保企业数量多、分布广,但缺少骨干企业,科研能力不足,竞争力较低。腾讯财经联合九次方大数据推出的中国环保产业链大数据显示:2005—2011年,我国环保企业数量翻四番;2010年后新注册成立的环保企业占近五成,其中92%为环保小微企业(规模50人以下)。
从环保产业投入方向上看,我国的环保产业分为三大类:环保设备(产品)生产与经营、资源综合利用及环境服务,涉及环保产品生产、环保服务、废物循环利用、洁净产品生产和自然生态保护五大领域,其中环保产品生产以及三废综合利用产业的竞争力相对较强。目前,在环境污染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我国更加重视污染治理技术、装备、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引导清洁生产、资源循环利用等行业的技术创新和发展。污染治理型产业是国家政策支持的重点,资源循环和预防型的环境企业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环境修复类企业的技术水平正在逐步提高。
分类引导环保投资行为
美国等发达国家环保的投资主体包括政府、企业、金融机构、非政府环保组织及普通民众等,各主体责任明确。一般情况下,环保公共设施建设、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等由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或环境基金进行投资;环保设施与产品生产、环保技术服务、污染品处理、区域性污染治理等由企业、商业公司、金融机构以及私人部门负责,按照市场机制获得投资收益;非政府环保组织通过基金、募捐、捐赠等方式获取资金,对感兴趣的、非营利的、公益性环保项目进行投资。环保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的特征是区分为具有正外部性、负外部性和显著负外部性三类。从国际经验来看,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环境建设以政府投资为主体,或者完全由政府投资经营,或者由财政出资,授权有关部门或机构,实行招标、承包给个人或建设单位经营,政府进行监管和验收,例如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与保护。具有显著负外部性的企业污染治理,实行完全的市场机制,由社会资本作为投资主体。负外部性的准公共性产品,例如环境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和服务、环境监测和保护等,采取政府和企业合作的方式。此外,发达国家也有按照污染源控制与污染治理两类选择投资主体。污染源控制又分内部工艺控制与集中处理、综合利用与回收。内部工艺控制由企业进行投资,集中处理与综合利用是以政府投资为引导、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化模式。污染治理实行完全的市场化,由专门的环境污染治理企业承担,使用者和污染者支付费用。
环保企业投资规模的大小与政策和企业盈利模式有关。发达国家的经验是专业化程度高的环保项目以中小企业为主,中小企业可以发挥其专业性和成本优势,做好某一领域的环保技术服务或产品。在能发挥规模经济和市场化的领域发展大企业,例如固废回收处理、污水处理、环境服务等领域;并且利用知名大企业的规模经济、技术、资金、人才等开发环保新产品、新设备,提升污染治理技术。
环保投资方向的结构比例主要与各国环保目标、政策导向有关。工业化带来污染比较严重的时候,各国环保目标都是重点发展污染治理产业。随着后工业化时期的到来,资源短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各国环保目标转变为可持续发展,逐步发展节能减排、清洁能源、资源的再生利用和环境保护与治理。美国目前主要投资环境服务业;日本主要投资资源循环利用与节能减排;加拿大主要投资环保产品、环保服务和与环保有关的建设;德国主要利用大企业的生产规模、固定资产、先进生产技术、资金等发展环保产品。
总之,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周期都有不同的特征,国家需要采取不同的环保政策引导相应投资主体参与其中。鉴于我国环保投资现状,应着重做好以下方面:严格法律法规,保障资本投资应有的回报率,引导社会各类资金投资环保,培育多元化的环保投资主体;提高环保投资企业的市场集中度和专业化程度,提高环保投资的规模效益;重视“绿色技术银行”的融资模式建设,注重污染治理技术的提升,引导清洁生产、资源循环利用等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提高环保投资的内涵效益;分类制定政策,引导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产业周期和不同特征的环保投资行为;引导环保消费方式,培养公众环保意识,提高环保投资的社会效益。
(本文系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我国环保产业R&D投入的决策理论与评价方法研究” (71673189)、上海师范大学应用文科计划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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