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版年画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
“东北亚”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作为地理概念，泛指亚洲东北部，主要包括当今的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国五国和俄罗斯远东沿海地区；作为文化概念，东北亚是以儒家文化作为精神枢纽而建立的具有共同文化基础的文化圈。东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频繁，自古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便以多种形式与途径传播到东北亚各国，其中包括我国传统春节习俗以及由此而生发的木版年画这一民间艺术形式。木版年画是我国民众在年节之际用以迎新纳福的一种普及性传统艺术形式，它传达了广大民众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也反映着社会生活和民间文化的诸多特性。木版年画是我国民间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对该地区各国的民间艺术与春节习俗产生了一定影响。
我国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
东北亚文化圈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多元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文化交流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存在，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貌。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所言：“中国文化对朝鲜（韩国）文化、日本文化、越南文化有巨大的影响力，可将后三种文明视为华夏文明的卫星文明，因为日、韩（朝）、越三种文明皆是由中国文明引发出来的。”长期以来，在我国传统文化影响下，东北亚各国也形成了类同的文化基础，如日本的“物信仰”等。“桃”在我国古代有驱邪避秽的作用，并由此制作桃木剑、桃木门神等物品，用以驱恶辟邪。该习俗传至日本后，对其神话、传说等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通过采摘桃实才能打败恶鬼的“黄泉比良坂神话”，以及从桃实中生出具有打鬼能力的“桃太郎”传说等，这些都是建立在类同文化信仰基础上生发出具有本国特色文化的印证。
东北亚地区类同的文化基础是以儒家文化为引领的。早期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并未形成自身的文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将汉字视为国家官方文字。3世纪左右，汉字一经传入，便逐渐成为朝鲜半岛的正式书写文。4世纪，儒学传入朝鲜半岛，《论语》《孝经》等儒学经典一度成为朝鲜半岛科举考试或者人才培养的必备教材。高丽时期，朝鲜半岛还产生了一批以我国史籍为佐证或灵感来源的典籍，如《三国遗事》。据日本的正史记载，我国儒家文化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同样也被纳入日本科举考试范围。由此，我国传统文化的向外传播，为我国史书、小说、神话等书籍在朝鲜半岛、日本的流传奠定了基础，同属“儒学文化圈”的三个国家之间因共同的文化基础与共融性，在某种意义上已形成了文化圈。此外，我国佛教、道教的对外传播，也不断推动着东北亚地区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在古代社会，我国文化的传播主要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也是在政治、外交关系中逐渐形成的。朝鲜半岛在我国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它是传播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中转站，许多文化经朝鲜半岛传播到日本、东南亚和其他地区。而朝鲜半岛之所以成为受我国文化影响最早和最大的地区，与朝鲜半岛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期的外交活动有关。当时，三国为了扩大本国疆土，稳固本国势力，不断向外开展外交活动，以获得军事援助。其中，高句丽、新罗与前秦交好，百济与东晋以及日本交好。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不断与朝鲜半岛进行交流与往来，并通过朝鲜半岛这一媒介，将我国文化以多种途径传播到日本地区，以此建立了文化上的共鸣。
在政治、外交活动等因素影响下，东北亚地区形成了政府派遣使者、民族迁徙、经济输出、宗教交流等文化交流活动。据历史文献记载，最早移民朝鲜半岛的便是箕子，其后因战乱被迫迁移至朝鲜半岛的我国民众不在少数。汉朝汉武帝时期灭朝鲜半岛北部卫氏王朝，于朝鲜半岛北部设置汉四郡，实行郡县制，通过派遣官员、商贾经商、农民迁移等方式，促进了汉朝民众与四郡地区民众的往来。此时期，我国的漆器、铜器等物品在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大量出现，而汉四郡作为传播枢纽将我国文化传至朝鲜半岛南部，为推动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现实基础。至唐朝，因唐与新罗两国关系较为密切，新罗曾向唐派遣使团达百余次，输送留学生千余人，同时设有直达商船，频繁往来于两地，两国友好的关系吸引了一批新罗侨民迁至黄海沿岸等地，形成了诸多新罗侨民社区。他们从事农业、造船业、制盐业、运输业等行业，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也增进了两国民众的友谊。
我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途径亦是如此。战国末年及秦汉时期，部分吴越人“东渡”日本，将南方文化与日本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了日本弥生文化。4、5世纪，长期居住于朝鲜半岛旧乐浪郡等地的原秦汉时入朝的遗民大批迁入日本，他们因所擅长的领域不同而被划分到日本的文部和史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的文学和史学观念。5世纪中期，来自朝鲜半岛百济的王仁博士将我国汉字、儒家文化带入日本，其后人也在日本担任文官，为传播儒家文化起到了关键作用。我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在唐朝进入高潮，日本在这一时期以派遣遣唐使团、留学生的方式学习高度文明的唐朝文化。遣唐使通过学习考察、文字记录、典籍传输等多种方式，将我国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带回日本，使得儒学在日本上层社会广为扩散，高级官员皆通儒识文。同时，鉴真和尚等名儒高僧多次被日本邀请前往授教，在传播唐朝文化以及加深两国友好交流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后，我国移民不断大规模地迁入日本，并将我国的农耕知识、民间艺术等带入日本，再度促成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
至近现代，我国与东北亚地区以国际交换生、留学生等方式促进人才的交流与培养，以举办国际性学术论坛、展览、赛事等形式促进文化互惠与融合，以进出口贸易、旅游观光等方式推动经济发展与进步，实现了各国之间更深层次的交流。自古以来长期存在的文化交流，使东北亚地区有着类同的儒家文化观，并在各民族文化之中形成了相近的精神内核，从而促进了东北亚区域频繁的文化交流。
我国木版年画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
1.东北亚地区木版年画的发展
木版年画的起源与我国民间信仰密切相关。在原始社会，出于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民众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巫术活动等混沌信仰。在封建社会，民众的信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逐渐演变为宗教信仰、神话传说、儒道文化、民俗生活等综合信仰。由于民众相信万物皆有灵，民众对神灵的信仰和崇拜便成了木版年画的精神内核。除了神佛仙道之外，人物故事、动植物等也被赋予神性，且在木版年画中得以广泛体现，其中承载的信仰最为浓厚的题材便是门神。
门神是木版年画中历史最为悠久，也是在东北亚地区流行最为广泛的一个题材。在上古神话中，桃木具有辟邪的作用，桃版、桃符都是这一信仰的产物。公元前6世纪，便有桃木可以清除邪恶力量的记载。战国时期，“桃”被符号化为具有祛恶辟邪作用的门神。汉代以前，人们把桃梗削制成人偶立于门前，以抵挡鬼魅。至东汉末年，趋吉辟邪的心理在民间进一步发酵，相关传说、故事等在民间广为流传，于是辟邪题材的门神得到进一步发展，“神荼、郁垒”“神虎”“金鸡”等在这一时期已发展为具有驱邪、镇宅作用的门神。由于我国和东北亚地区其他国家长期的文化交流以及相似的儒家文化观，我国木版年画通过多种途径传入东北亚各国，产生了不同层面的影响。
木版年画在朝鲜半岛除了被用于收藏与研究之外，还具有与我国一样的实用价值。木版年画于高丽中叶随着道教的传播而传入朝鲜半岛，但是有关神荼、郁垒的传说却在更早的时期随着《山海经》《风俗通义》等传入了朝鲜半岛，神荼、郁垒的辟邪、护家作用也直接影响了当地的岁时风俗。门神习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直接张贴，其用途和功能与我国门神无异。新罗时期的文献中已有关于神荼、郁垒的记载。至高丽末期，有文献记载新罗百姓在门上贴神荼、郁垒字，作为“门排”使用。随后，神荼、郁垒以图画形式普遍流传于朝鲜半岛，除此之外，秦琼、尉迟恭、钟馗等门神也广为流传。由此得知，传入朝鲜半岛的门神题材，其发展轨迹与我国无异，最初当地百姓在门上写神荼、郁垒字，以此抵御邪祟，随着我国年画的传入，便以图画代替文字使用。二是朝鲜半岛民众结合本地风俗，对我国门神题材的用途与寓意进行改造。比如，朝鲜半岛民间有元夜有夜怪偷鞋的传说，若被偷走则一年不顺，于是民众借神荼、郁垒镇宅以守护他们的草鞋。三是受我国门神题材的影响，朝鲜半岛民间艺人结合自己国家的神话故事、审美观念等创作了少量本土年画，如朝鲜半岛的辟邪神“处容”图。朝鲜半岛民众多在大门上贴处容画像以抵御鬼魅、驱赶恶鬼。处容的传说及围绕其举行驱疠逐疫、祈求平安的仪式，证实了当时朝鲜半岛的文化、传说、信仰等受我国文化影响较大。
尽管传入日本的门神习俗对其影响不大，日本未形成贴门神的习俗，但是我国岁时风俗的钟馗信仰在江户时期广为流传。如金本相关在《丁巳（1857）元旦》一诗中写道：“书童窗下笔新试，贺宴门前名自呼。迂性应遭穷鬼笑，朝来未换旧桃符。”可以看出，日本在江户时代有春节换桃符的习俗，其表现内容主要是我国的钟馗。此说法可以从江户后期珑泽马琴所书《羁旋漫录》得到印证，“从远州现静冈县到三州现爱知县东部之间，家家户户门上贴的都是钟馗，符边匕还写着山伏某某某的名字”。与我国春节贴钟馗门神画像不同，日本是以钟馗符的形式使用，其上除了印有钟馗的画像之外，还写有画像名称或者印制此符和尚的名字。直至今日，在日本的寺庙里仍有印制和出售钟馗符的现象。钟馗信仰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在此基础上还演变出守护村寨的草钟馗、镇宅辟邪的瓦钟馗、除病解厄的朱钟馗等。
由于交通的发达，我国木版年画随着贸易和移民的往来对蒙古国地区也有一定的影响。在蒙古国库伦地区，中国人融入当地生活，开的店铺售卖蒙古人的生活用品和家用器具等。此外，由我国山西省移民至蒙古国的画匠，对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画匠主要从事画佛像和给木雕、泥塑的佛像着色等工作，同时他们还在当地售卖我国国画作品和木版年画作品，对我国传统手工艺以及绘画作品进行了推广。这些移民的生活方式逐渐也对蒙古人产生了影响，比如蒙古包使用汉式的单扇门、在门格上糊纸、门两边贴对联、室内挂图画等。
2.东北亚地区木版年画的研究
近年来，东北亚地区的木版年画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有日本三山陵教授、俄罗斯李福清教授等，他们将研究焦点集中于我国木版年画本体、海外传播研究、与日俄等艺术比较等方面，并带动了一批国内外年轻学者对我国木版年画的深切关注。
俄罗斯是收藏我国木版年画最多的国家。自1906年开始，俄国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便多次来天津、山东、开封、苏州、福建等地购买年画，其个人收藏有近千张我国木版年画，主要包括门神画、佛像、道教神像画、护符、纸马等题材。阿列克谢耶夫认为，对木版年画的研究应将其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中，去探析年画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互动。他将收集的我国木版年画作品根据题材进行分类，梳理年画发展的历史，并撰写多篇论文进行探讨，可谓系统研究年画的先驱者。他在《中国财神》《中国民间年画上的民间宗教》中通过探讨年画的历史渊源、功能、类型等，分析了年画中所蕴含的民间信仰；在《作为社会意志和阶级体现的中国民间年画》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观点，探讨了年画的意识形态属性。继阿列克谢耶夫之后，他的学生李福清教授持续关注我国木版年画。李福清侧重木版年画与中国古典小说间的密切关系，观察分析了几百幅《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小说中木版年画的构造。他在《中国木版年画在俄罗斯》中，系统梳理了俄罗斯收藏研究木版年画的历史；在《中国民间年画上的“武十回”》中，主要介绍了苏州木版年画中“武松”的故事，并将小说作品人物同年画艺术形象进行对比，找出差异所在。
日本关于我国年画的收藏以康熙、乾隆年间的姑苏版年画为主，题材内容以具有吉祥寓意的戏曲、风俗、仕女等居多。日本在年画收藏中，以冈田伊三次郎、梅本礼晖誉、秃氏祐祥等为代表；在学术研究中，以黑田源次、三山陵为代表。最早研究姑苏版年画的黑田源次在著作《受西洋画影响的日本画》中指出，相比西洋画，姑苏版年画对浮世绘影响更大。泷本弘之长期从事中国版画史研究，参与编著、翻译有《苏州版画》《清朝北京都市大图典》《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新兴版画史研究》等著作。
尽管国外诸多学者、收藏家的相关研究以及文化活动对我国木版年画在国外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他们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他们是依据个人主观喜好，对年画作品进行有选择性的购买、收藏、展览或研究。如阿列克谢耶夫对我国民间信仰和灵符感兴趣，购买了许多具有辟邪镇宅作用的钟馗图，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俄罗斯民众较为片面地了解我国的民俗文化。其次，我国木版年画产地广、种类多，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出现了混淆年画产地，甚至国别不清的现象。比如日本出版的韩国民画书作中，将杨柳青年画误认为是朝鲜半岛李朝民画，在艺术展览中多次出现将我国年画误作为韩国民画展出的现象。因此，推动我国相关研究成果在国外进行传播是至关重要的，既可以以宏观视角系统阐释我国传统文化，又能够让国外民众感受到一个与乡土社会有着关联互动的活态艺术，感受民间艺术的动态承继。
木版年画在东北亚地区的落地生花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在东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中，我国木版年画传播至东北亚地区，其技艺、艺术风格等对东北亚地区各国民间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绘画技法、多色套版技艺，影响着朝鲜半岛、日本的版画创作。
1.朝鲜半岛民画
朝鲜半岛年画经历了从“门排”到“岁画”再到“民画”的发展过程，其发展轨迹、功能、题材、形式、创作技艺等与我国年画大致相同。早期的岁画由专门的宫廷画师绘制而成，只在宫廷和贵族之间流行。随着岁画由宫廷向民间的传播，民间艺人、普通百姓甚至儿童都可以绘制。岁画的功能、形式、主题得到进一步扩大，富有吉祥寓意的图像逐渐增多，除春节外，在日常生活中也用以寄托情感、点缀生活，民画亦随之出现。
民画在岁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是一种流行于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民间绘画，主要用于描绘百姓日常生活和风俗民情，寄托趋吉避邪愿望、传播伦理教化等。民画在意象、功用性等多方面都受我国天津杨柳青、潍坊高密等地木版年画的影响，以动物、鱼、花卉、山水、十长生、册架图等为主要题材，表现形态诙谐、用色大胆鲜艳，主要用于装饰门、窗、墙壁等，或以屏风形式用于婚丧嫁娶等民俗活动中。比如，民画中表现福禄寿等吉祥寓意的题材，运用蝙蝠、鲤鱼、龙凤等图案象征平安、多福，运用日、山、龟等图案象征长寿，运用葡萄、石榴等象征多子多福，其表现方法与我国民间艺术中的隐喻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同我国木版年画一样，民画也具有教化作用。民画的教化意义主要体现在文字图、册架图中。文字图是将每个字与鲤鱼、竹笋、琴等含有一定寓意的图案相结合，形成图案化的字图，如以孝、悌、忠、信等八字为主的八字图，通过图案与文字的结合，增强了作品的装饰性。册架图受我国多宝图和博古图的影响很大，据记载，朝鲜王朝君王正祖引进郎世宁在我国所创的《多宝格景图》，让宫中画员参照学习，其后画员创作的册架图的内容与我国相同，都以一格一格的书架作为骨骼，将书籍、文房四宝、花卉文玩等器物工整排列在书架上。但我国的多宝图以独幅居多，而朝鲜半岛的册架图多作为屏风形式出现。册架图不仅受到帝王和贵族阶级的喜爱，平民百姓也常使用，以激励学子勤奋好学。
民画题材、风格、内容等不仅受到我国木版年画的影响，还受到我国国画题材和风格的影响，如民画的代表性题材十长生图。长生不老观念最初起源于我国，五福寿为先的观念形成了对长寿的追求。我国历来有以九如为题材作画的习惯，《诗经·小雅·天保》记载了九“如”，取其吉祥之意以表达对长寿的渴望，如南宋刘松年作《天保九如图》。不少画家在创作九如图时又增加了更多象征长寿的物象，形成了具有长生观念的作品。此类题材经朝鲜半岛民众的本土化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十长生图题材。十长生图是运用十种代表长寿寓意的自然物象，通过一定的表现手法传达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绘画。李穑在《牧隐诗稿》中作的《岁画十长生诗》是朝鲜半岛关于十长生最早的文献记录，并表明了十长生包含日、云、水、石、松、竹、芝、龟、鹤、鹿。十长生图之所以能够成为民画代表性题材，并且深受大众的喜爱，是因为它由儒教的天命观、道教的长生不死观、朝鲜半岛固有的长寿观结合而形成的。
2.日本浮世绘、大津绘
年画传入日本后，与在朝鲜半岛的发展轨迹不同，并未形成春节使用的习俗。明朝期间，大量苏州桃花坞年画运到日本长崎售卖，深受当地民众喜爱。至清代康乾时期，我国姑苏版年画大量描绘繁华街景、市民生活、仕女人物，这些年画进入日本，其木版套色技艺以及透视、明暗技法，对浮世绘的题材内容、制作技艺、表现手法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促使日本画匠尝试用木版印制浮世绘。
浮世绘意为“虚浮世界的绘画”，主要以多色套版的形式来刻画描绘江户时代的市井生活，主要包括人物类、风景画、花鸟画等，其中描绘各种美人的“美人绘”以描绘歌舞伎的“役者绘”最为出名。除此之外，还有“名所绘”“相扑绘”“春宫绘”等，其工艺复杂、刻画精细，题材丰富，相比“大津绘”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大津绘风格与我国高密扑灰年画极为相似，运用简洁的线条、潇洒的笔墨来表现画面的意象，都具有写意性的审美特征。大津绘始于17世纪日本宽文时期，是产生于京都与大津中间地带的民间绘画。江户时代末期，歌川国芳等人将大津绘的元素融入浮世绘中，大津绘最初以佛教题材为主，进入全盛时期后题材丰富，多关注市井生活，主要分为佛像图、风俗图、鸟兽图、鬼神图等几类，常用于装饰佛坛、壁龛、屏风和墙壁。大津绘以实用为目的，其创作者为民间百姓，他们以程式化的重复劳动进行大量绘制，使得大津绘数量众多、价格低廉，商品价值突出，可作为旅行者的纪念品，也可作为礼品互赠。
由此可见，无论是朝鲜半岛的民画，还是日本的浮世绘、大津绘，都是在我国年画影响的基础上，在文化的不断交流中形成并发展的民间艺术，最终形成了同源异质的关系。它们不但具有装饰性、民间性、信仰性、教化作用等共性，还具有各自鲜明的民族特性，共同影响着世界文明的发展。
文化的多样性造就了世界文明异彩纷呈的特点，这既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也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包括木版年画在内的文化传播对于促进东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巩固民众传统友谊、实现综合协调发展、促进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挥着潜在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日后的研究中，期待更多的学者积极发挥能动性，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的传播要素，不断推动中华文明与各国文明美美与共、和合共生，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聊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黄河学研究院“木版年画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研究”课题组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木版年画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研究”（22DWYJ04）阶段性成果）
（执笔：聊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黄河学研究院讲师王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