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届“智能时代的德育”学术研讨会在浙江金华举行
4月2日，全国首届“智能时代的德育”学术研讨会在浙江金华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伦理道德的变迁、智能时代的交往方式、认知方式的变化与价值观的形成等议题展开讨论。
让智能时代
更好服务现实生活
智能时代的来临对社会信任和德育提出了新挑战。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高瑞泉举例说，数字技术在为人类赋能的过程中，进一步解放个性，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提高自治能力，为再造高信任度社会提供了可能。但一个虚拟空间和虚实交融的社会难以确保人们彼此交往的善意和真诚，“人工智能”背后不平等的经济基础也可能加剧教育的不公平。为此，我们需要维持信任社会建设从而创造适宜的大环境；提高家庭儿童教育的水平，包括亲子关系和自然教育；促进智能时代更好地为现实生活服务，如在虚拟世界中通过订立平等契约的信任方式培养建立自发社会秩序的能力。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霄认为，德育在进行情感激励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在理智理性方面培养学生道德推理分析和判断的知识框架理论与基础。在此基础上，还要配合哲学思维的训练。同时，任何一种价值观在实践理性上发挥作用都必须关注信念和信仰问题，并将其落实到各种各样的礼仪规范中。这些礼仪规范可以和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规范结合，进行合规化的职业道德培训。
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更大。教育是人的“再生产”，机器智能的介入，将使人的成长和发展充满新的变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唐汉卫表示，我们应直面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问题，培养智能伦理的感性和人文关怀意识。发展新的道德意识或道德叙事，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要强化道德底线意识，提高公共参与意识。在智能时代，德育的目的应是培养智能时代的“新人”，即有智能伦理的“自然人”。
厘清智能化时代德育的边界
由人工智能所引起的问题并非技术问题，而是关于人类自身的人性，涉及科学、政治、哲学和道德方面的关切。人工智能时代的道德要处理两个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但对人与人工智能之间是否有道德关系仍存在争议。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建华表示，对人工智能现象要持谨慎态度。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人自身存在的意义，重新回归伦理实体的真实性，重新认识伦理自然主义的现代意义，厘清德育的边界。德育要忠实于人的自然性，做“有血有肉”的德育；德育要立足于家庭，做“有情有义”的德育，家庭应该是德育的主战场，学校是第二战场；德育只发生在人际关系中，智能化的人不是德育的对象。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冯建军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然是最根本、最主要的，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是次要的。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关系，不在于人工智能自身的道德，而在于人使用人工智能时的道德。道德只为人所有，机器人不是人，它自己不会制造道德问题，也不会感受道德关怀，进行道德判断。人工智能的道德不是诸如机器人的权利之类的问题，仍然是以机器、工具为媒介的人与人的关系。
要规避智能时代德育评价的伦理风险，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教授班建武建议，应把算法逻辑和价值逻辑相统一，技术所为必须以伦理可为为边界；技术的确定性要给人的能动性留空间；技术可为与否应以道德的善为内在规约。品德评价是一种高利害评价，涉及人之为人的基本资格，需要我们在使用人工智能进行伦理评价时有点到为止的伦理自律。
道德教育成为教师立身之本
人工智能时代，学科知识教学将主要由机器来承担，教师角色将从授业者转变为道德教育者，道德教育将成为未来教师的立身之本。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周跃良表示，德育能力不能狭隘化为德育专任教师的工作能力，而是所有教师都应具有的、促进学生道德发展的教育能力。未来，教师德育能力包含德育目标制定和识别、创设德育机会、运用德育方法、评价学生道德发展等方面的能力。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教授孙彩平提出，智能时代的德育教师是一种虚拟学习情境的设计者和精神关怀者的合体。智能时代将改变教师工作的整体样态，但电子设备代替不了教师在学生精神道德成长、情感成长方面的作用。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李政涛认为，智能时代教育的本质始终是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而爱学生、爱教学、爱学习始终是教师的第一伦理、第一道德。智能时代的“好课堂”需要超越线下课堂的评价标准，思考如何上好线上课堂以及双线融合等形式的课堂；智能时代的“好教师”需要回应师生关系的变革，智能时代的师生关系从双边关系转变为“人师+学生+机师”的“三角关系”，需要回应教育能力的变革。智能时代需要教师具备搜集、处理和创造数据的能力，教育的整合能力以及人机协同交互育人的能力等。
会议由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德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等单位共同举办。
本报记者 吴楠 通讯员 贺凯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