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共同富裕”如何实现？
11月27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江苏省社会学学会联合举办“共同富裕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
会议由江苏省社会学学会副会长、秘书长、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卫，江苏省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原院长邹农俭主持和点评。张卫认为，共同富裕首先要富裕起来。就共同富裕的主体而言，应凸显共同富裕的普惠性，体现的是“全民共富”。就共同富裕的内容而言，应实现共同富裕的充分性，体现的是“全面富裕”。就共同富裕的实现前提而言，应确保共同富裕的参与性，体现的是“共建共富”。就共同富裕的发展过程而言，应把握共同富裕的渐进性，体现的是“逐步共富”。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景目标提出来，明晰了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的重大历史性任务。作为“为全国发展探路”的省份，江苏积极响应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提出以推进共同富裕的扎实举措和过硬成果，履行好“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光荣使命。为贡献智慧展现担当，与会学者围绕共同富裕的理论溯源、基本内涵研究，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检测体系及测度研究，共同富裕典型经验和代表性案例研究，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共同富裕的国际经验比较研究，推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及实践路径研究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现将与会学者观点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共同富裕是全方位的重大战略举措，是从党和政府到社会各方面的实践，是一场社会改革运动。江苏省社会学学会会长、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成伯清以“共同富裕的社会结构条件”为题，从共同富裕探索之路、“均贫富”：循环还是陷阱、迈向共同富裕的主要路径等方面展开论述。他表示，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全民富裕；不仅是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也包括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全面富裕。他强调，必须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前提之下探讨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要求人人参与，各尽所能，人人享有。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探讨其实现路径，更要厘清贫富分化的背景和原因，明晰阻碍共同富裕的制度性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使推进共同富裕的举措不浮于表面。成伯清认为，特权、垄断、禀赋差异造成贫富分化，而马太效应和优势转换又造成了贫富分化扩大机制。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差距，行业垄断导致行业差距，地区条件则导致地区差距。要克服以上问题，就要求社会内部进一步开放，让所有人处于平等竞争的位置上；政府要为脆弱群体赋能，通过有利于整体福祉和持续发展的方式进行调节。共同富裕首先是分配问题，但结构性根源还在生产过程、生产组织和管理方式。所以还是要推动深化改革，要从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到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过程中，要发挥社会主义组织优势，强大的社会动员和宏观调控能力等结构性潜能。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探索创新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江苏省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叶南客以“‘一核两强三下沉’的江北新区模式”为题介绍了突出街道特性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探索创新。他介绍，近年来，江北新区按照“做精街道、做强社区、做实网格”的总体要求，积极推进“强核心、两强化、三下沉”工作机制，治理理念着重于从“上层着力”转变为着重于从“基层发力”、治理主体从“偏虚偏软”转变为“坚强有力”，治理方式从“事后应急”转变为“事前预防”、治理体制从“大包大揽”转变为以社区党委为核心、以党群服务中心为基点“多元参与”，成功入选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努力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新区特点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新路，可以称之为“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推进管理服务责任下沉为基点，街道社区同向发力、社会多元共建共治共享共发展”的新模式。
他从理念先进性、路径先进性、实施先进性和支撑先进性四方面总结了江北新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的先进性，如坚持以人为本、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准确识别新阶段新区居民的新需求，提出前瞻性社会治理理念；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模式；着眼于实现新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国家级城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区社会治理典型模式；强调将更多人力、财力、物力下沉基层，推动公共资源向基层聚集、公共财政向基层倾斜、公共服务向基层延伸。
共同富裕与社会经济的政策思考
江苏省社会学学会副会长、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施国庆谈到他对于共同富裕与社会经济的政策思考。他表示，实现共同富裕，还是要加强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方面的调节力度，提升相关调节的精准度，从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建成橄榄型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的社会。他提出，国际发展观包括经济增长、缓解贫困、性别公平、保障弱势群体、资源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六大要素。发展首先要解决平衡、协调和包容的问题，注重中产阶级群体的扩大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促进人民精神社会共同富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共同富裕，是全局的富裕，不是每个人同时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富裕，不能以绝对收入来衡量富裕。
在我国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政策方面，他介绍了托底政策、兜底政策、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新型城镇化政策以及乡村振兴等，他表示，要综合评价共同富裕的程度和水平，不仅要调查跟踪检测评估富裕指标，还要分地区、城乡、行业、群体、性别去评价。此外，还要关注社会和经济政策及其调节、激励的弹性、效用和重点人群，注意边际效应。
以家庭为单位测度共同富裕
江苏省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陈友华以“共同富裕：概念、问题与路径选择”为题进行发言。他表示，测度与衡量共同富裕时，应当以家庭为基本衡量单位，遵循动态性、唯一性和统一性原则，避免GDP指标、均值指标、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的误用，充分考察共同富裕与贫富差距、相对贫困等相关概念的联系与区别。谈及共同富裕靠什么实现，他表示，一是做大蛋糕，首先必须解决一个财富创造的激励机制问题，其次是促进就业。二是分好蛋糕，初次分配遵循效率原则，降低税赋与提高劳动者薪酬占GDP比重；再次分配遵循公平原则，完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增加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三是分享蛋糕，第三次分配就是财富共享。这就要求企业与个人履行社会责任。
共同富裕需要强化社会建设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张春龙针对共同富裕中的社会建设问题表示，普遍意义的共同富裕需要消除贫穷、消除两极分化，实现普遍富裕。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需要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协同互助以及制度安排最终实现生活水平整体提高的富裕。他认为，共同富裕需要强化社会建设。在社会理念上，不要抢着分蛋糕，仍要以做大蛋糕为主；社会行动中，细分蛋糕，政府、企业要更多让利个人；在社会结构中，减少两头数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城乡融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因素
江苏省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姚兆余提出，要牢牢把握住城乡融合发展的主线，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破除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弊端，这对于当前实现共同富裕是战略重点。第一，逐步实现城乡管理体制一体化在规划、户籍、保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要逐步实现城乡均等化和一体化。第二。建立先富带后富的机制，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乡村振兴。发动城市各单位、各部门、企业及其他社会力量的作用，点对点实行精准帮扶，以先富带动后富。第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乡村休闲、乡村养老，为城市人口向乡村流动提供便利条件。第四，改革农村的要素市场，实行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加快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要素综合配置效率。
引导乡村建设中的资本嵌入“在地化”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杨光飞以“乡村建设中的资本嵌入与‘在地化’引导”为题进行发言，谈到资本嵌入为什么没有带动乡村、产业和村民的致富，他总结失败的案例都和“非在地化”有关系。比如项目部、标准化、景观乡村，没有把当地的生态和农民的参与融入其中。经营管理服务模式的“非在地化”，代替老乡而不是带动老乡。乡村社会规则的“非在地化”，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乡土社会的冲突。关于资本嵌入，在他了解到江苏兴化东罗村的项目后表示，江苏兴化东罗村是“在地化”的一个正面典型。这表现在：一是收益权“在地化”，东罗村参与经营的闲置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评估后，作价入股合资公司，参与乡村建设与运营。二是资源开发利用的“在地化”，围绕村落、垛田、果园等特色资源进行开发。三是经营管理的“在地化”，提供一定的就业岗位、培训村民，鼓励当地村民自主经营。四是服务模式的“在地化”，“微介入、轻建设”的针灸式改造以及“本土改造，让东罗更像农村”。
充分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积极作用
当前推动共同富裕，短板在农村，发展潜力也在农村。淮阴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正中提出，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推进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他详细介绍了“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合作化思想”“路径依据：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共同富裕目标和路径的契合”“适应规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适应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一种经济形式”“现实考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传统农村集体经济难以带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实践路径：充分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推进农民共同富裕中作用”等观点。他认为，要充分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推进农民共同富裕中的作用。从宏观层面来说，要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从中观层面来说，要坚持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从个体层面来说，要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充分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内生动力。
共同富裕承担破解历史周期率的重任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编辑部教授黄杰围绕“从历史周期率看共同富裕”的主题谈到，“历史周期率”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政权都会经历的兴衰治乱、往复循环的周期性现象。极端的不公正导致社会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他介绍，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了中国的历史周期率问题。黄炎培问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回答黄炎培之问“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从历史周期率的视角，来理解共同富裕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在中国，均贫富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和民意基础，历史周期率问题，不仅事关一个政党的命运，也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整体转型。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更承担了破解历史周期率的重任。
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及优化策略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韩鹏云从农业现代化与共同富裕、以小农户联合为路径的农业现代化、以家庭农场及联合为路径的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路径的反思——是否实现了共同富裕等方面谈到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及优化策略。他表示，农业的现代化是实现农民富裕的必然途径，农业的机械化和科技化能带来增收和共同富裕。农业现代化发展应沿着小农—中农—自发家庭农场—分散小规模联合成适度规模（低性流转费用）的逻辑前进，依然是家庭经营为基本单位的渐进式的现代化之路，也是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他表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渐进式的，通过以小组熟人社会为单位的农业发展道路。现代化之路既保障了农民的基本利益，同时又促进了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我们不应该过多干预，而应尊重市场的逻辑和农民主体自发的意愿，把农业现代化的利益留给农民，这是实现共同富裕非常微观的制度设计基础。
推进共同富裕的江苏实践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后梦婷以“江苏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重点及政策研究”为题谈到了共同富裕的内涵、江苏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制约因素以及对策建议。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稳步发展，民生持续改善。但目前江苏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富民增收效应仍需提升，区域内协调发展存在瓶颈，民生共享机制仍需完善等制约因素。当下，推进共同富裕一是聚焦富民，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以创新驱动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稳步推进第二产业的升级；要推动现代服务业的提档升级，多措并举支持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二是推进乡村振兴，构建农民收入稳步增长机制。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试点，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动农村农业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发展与农业相关的新型轻工业，加快城乡融合发展的双向开放新机制，加快构建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新机制。要巩固脱贫成效与提升生活品质并举，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巩固美丽乡村建设。三是要强化功能区建设，促进省域一体化。江苏要打破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划分的束缚，以1+3重点功能区战略激活江苏发展新动能，通过江淮生态经济带、大运河文化带战略举措，密切纵向经济轴带内经济的联系度。四是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促进成果共享。要以创业带动就业，抓住产业数字化赋予的机会，推动科技创新，拓展就业空间；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就业状况实时进行监测，实现城乡劳动力资源信息的及时传输和共享。要建立以城带乡、整体推进、均衡发展的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高职教育，加快建立终身培训制度，设立与产业发展趋势相匹配的专项培训项目。要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以不损害效率为前提，不断完善转移支付机制，努力实现医疗养老资源均等化。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的清单制度，拓展社会力量参与基本公共服务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