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历史新方位和新使命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锤炼“中国特色”，才能更好地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加强对各类智库功能的定位和新型智库体系的整体布局非常有必要，不同类型的智库应形成自身特色，各司其职、各显其能，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智库应当从正确把脉世界、准确介绍中国发展道路、努力实现理论突破和破解当下热点难点问题等四个方面把握研究方向。
一、新型智库应着力锤炼“中国特色”
《当代中国与世界》：您如何看待五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建设的成就和中国智库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您认为面向未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建设应如何回应时代关切，把握哪些重要问题？
袁鹏院长：经过五年的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已初步达成了2015年两办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所设定的“到2020年，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目标。参考全球一些有影响力的智库综合评价体系研究成果和排名，可以看出中国智库的全球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过去五年有明显提升，同时体现出我们的智库建设在追求国际化共性方面有了较大进步。但经过五年的建设，我们更应当梳理和总结新型智库的“中国特色”内涵，特别是应当思考如何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发挥其作为思想“动力库”的作用。
这是由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决定的。从国际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国际格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偶然性风险与结构性风险加速转换，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同频共振，全球治理面临挑战与困境。这对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政府决策和治理能力都是重大考验。
从国内来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站在“第二个一百年”历史新征程的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未来五年和十五年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发展路径作了全面规划，意味着中国正式开启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并形成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百年未见之疫情的考验之下，中国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其所体现出的制度优势和治理特色有目共睹。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百万亿人民币且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动力。中华民族复兴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动力。中国已前所未有地走近了世界经济舞台的前沿和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发展与安全，追求“安全发展”，并要在开放条件下动态维护国家安全。因此，我们在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的同时，还要推动构建“两个格局”，即新发展格局和大安全格局。这些都是全新的任务。对于新型智库建设来说，五年的时间，我们所处的历史时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变局需要大智慧，我们要回答时代之问、世界之问，对当下和未来提供新的更有力的阐释框架和思想动力，需要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去观察世界和我们自身，深入思考中国智库建设新的目标定位和力量布局。
《当代中国与世界》：您刚才讲到中国新型智库建设应紧紧抓住“中国特色”，能否阐释“中国特色”的内涵是什么，牢牢把握“中国特色”对于新型智库建设有怎样的意义？
袁鹏院长：只有锤炼和把握中国智库的“中国特色”，才能更好地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从全球智库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一国智库的发展总是与该国阶段性的发展需要与目标结合在一起的，大国智库的发展则更符合大国崛起的规律。
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来源于美国，美国智库的发展历程与美国大国崛起与转型的历史过程是相契合的。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从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从区域化向国际化的转型，成功实现了大国的崛起。这一时代催生出美国的第一代智库，包括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应对美苏争霸、核军备竞赛和美国从区域性大国走向全球性大国的需要，兰德公司、哈德逊研究所等第二代智库应运而生。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内外形势的深刻转型，传统基金会、美国公共政策研究所和美国进步中心等纷纷成立。美国智库的三轮井喷式发展都是同美国国家崛起、转型、发展对政策咨询和理论创新的强烈需要息息相关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发展与壮大也应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相适应。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作出重要论述和指示，指明了我国智库建设的定位使命、方向路径、总体格局和发展理念。2015年，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应“破解改革发展稳定难题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复杂艰巨性，健全中国特色决策支撑体系，完善党的决策咨询制度”。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经过五年的发展，新型智库在组织体系、运行机制、治理方式、资政模式、研究方法等方面逐步探索，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智库体系。但当“两个大局”、“两个格局”的历史转型亟需更为强大而有力的智力支撑时，中国智库界在思想产出、咨政能力、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等方面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只有重新回到对“中国特色”的深入思考和反复锤炼上，才能确保中国智库从“量变”达到“质变”，完成智库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思想动力源和政策助推器的历史使命。
锤炼新型智库的“中国特色”应包含这样几个重要方面：
一是应明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政治属性，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智库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形态决定了智库的政治属性和根本立足点。政治性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最重要的特色，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总的遵循，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强化社科研究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忧患意识和大局意识。
二是应坚定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服务于党和政府决策的初心和使命，坚持围绕大局，服务中心工作。要锚定党和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重大课题，开展前瞻性、战略性、针对性和储备性研究。
西方智库往往服务于党派政治并接受各种不同类型、不同背景基金的明暗支持，比如布鲁金斯学会被称为美国民主党的“影子政府”，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则是共和党的“大本营”。从研究方向、议题选择来看，西方智库往往受党派政治影响，并不像它们所标榜的那样“独立”。从公共行为来看，西方智库重视举办研讨会、发布会等对国内外议题进行系统设置引导，对舆论进行有效精准塑造，对媒体和公众施加全方位影响，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直接或间接发声“遥控”执政党派的战略和战术决策方向。
当前，我国的新型智库建设进程中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智库“媒体化”现象，这可能多少受到西方智库的影响。殊不知，由于党派利益或纷争，许多西方智库只能透过塑造媒体或公众“曲线救国”，间接影响政府决策。智库善于公共发声、加强舆论引导力或塑造力无可厚非，但智库的核心功能应该主要是服务决策需要，尤其是各类党政部门高端智库更应当专注于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要坚持这个初心和根本，尽量杜绝智库“媒体化”现象和研究方向被舆论热点“带偏”的趋向。
三是应着力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公共性、稳定性和继承性的优势，加强体制机制创新，拓展研究议题覆盖面。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中，很多智库党政色彩较浓，脱胎于党政机关的研究机构，在向新型智库的转型过程中，要保持和发挥公共性、稳定性和继承性的优势，确保公共政策研究代表党和国家利益，代表人民利益，确保咨政建言和理论创新切实服务党和政府决策所需。公共性、稳定性和继承性是我国智库不同于西方智库的优势所在，西方智库是“名义上”的非政府组织，但实际上受党派和“金主”利益影响，其标榜的公共性和独立性从根本上难以实现。
因此，中国新型智库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借鉴西方智库在治理模式、管理构架、公共外交方面更加灵活的理念和机制，增强对战略性、全球性和前沿性议题的研究，更直接、精准地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
强调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政治性和服务决策需要，重在指明智库的核心定位和功能，并不意味着智库丢掉追求科学性、独立性、原创性、开放性等基本属性。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既要立足根本、服务大局，又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做到统筹兼顾，相得益彰。
二、不同类型智库应找准自身定位
《当代中国与世界》：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已初具形态和规模，不同类型智库正在形成一种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格局。您认为目前新型智库体系应如何更好地布局并协同发挥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袁鹏院长：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同时，智库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渠道，积极参与全球智库治理是增强中国思想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当前，国内智库建设呈现百舸争流的繁荣之势，但也出现一种“泛智库化”和“智库泛化”的现象，甚至“一哄而上”“鱼龙混杂”。加强对各类智库功能的定位和新型智库体系的整体布局非常有必要，这对新型智库建设整体协同推进，减少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增强效能有重要意义。
首先是各类智库应更加明确地完成概念界定和功能定位。比较显著的现象是近年来高校智库遍地开花，媒体智库夺人眼球。虽然高校智库和媒体智库都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发挥各自所长，但还是应当首先界定高校智库和媒体智库的概念范畴并明确功能定位，否则会造成“智库泛化”和“泛智库化”的现象。
其次是不同类型的智库应形成自身特色，各司其职、各显其能，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比如高校智库应当找准定位，一校一策。
在美国和西方国家，高校设立智库并非许多人想象中的普遍现象，而有其特殊渊源和背景，比如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等都有较深的政府背景，其“旋转门”机制是历史形成的，由具有丰富决策经验的退休高官作为首席研究人员，带领团队进行定向研究，完成政府“订单”。但我国高校历史上以基础性研究为主，少有政府官员反向流向高校（当然，现在开始出现变化），教师现在分别侧重教学或科研，以教学或教学科研并重的教师应当注重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以科研为主的教师则可适度关注政策研究。政策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其成果主要是即时性的，而理论研究则具有知识创新的长期价值。因此高校智库建设应在找准自身特色和定位的前提下脚踏实地把更多精力放在理论研究、基础研究上。部分高校高端智库则应在此基础上利用好新的渠道循序渐进地摸索服务决策的路径和方法。
中国高校智库应发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学科门类齐全、人才密集和对外交流广泛等特点，扎实开展基础性和静态性研究。例如在国别区域研究领域，高校具有明显优势（比如有大量博士硕士生），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运作、金融体系、决策机制、安全风险等展开定向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底部支撑。一些地方高校的智库则应找准区位特色，发挥比较优势，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再比如，社科院和党校行政学院等系统长于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广泛生动的伟大实践，与其对应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尚处在构建完善的“进行时”中。理论建构需要以长程和深度为特点的偏静态研究，追求的是“厚重长大”“一锤定音”，其功不在一朝一夕。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政策研究机构则以政策性和战略性研究为使命，广泛借鉴其他各类智库成果，更好服务中央决策。社会智库则应发挥其广泛的社会性、民间性特点和国际化特色，多在填补空白的前瞻性、借鉴性研究方面发力，着力打造自身的“差异化”发展和竞争优势。
三、新型智库应从四个方面把握研究方向
《当代中国与世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关系面临深刻复杂调整，有很多全新的时代命题等待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去破解和阐释，您认为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肩负什么重大使命？
袁鹏院长：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过去的单向“融入”，变成现在的双向塑造，中国不再仅是融入世界，还要“创造性介入”和“建设性引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伴随着中国崛起应运而生的现象，其责任和使命是助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这需要智库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坚定政治立场、胸怀两个大局、认清历史使命。同时智库人需要构建更新的知识体系、具有高度的理论创新能力，拒绝浮躁、沉心下气，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纷繁复杂的变局中厘清事物的本质，提供真知灼见，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提供决策参考、政策咨询和理论创新。我认为智库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把握研究方向。
第一是要正确地把脉世界。世界出现层出不穷的乱局、变局、新局，只有站在中国与世界关系新的历史方位上才能准确把握。比如对全球双边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中美关系的判断，需要基于对美国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创新认识论和方法论，因为美国已经不再是过去的美国，连美国自己的知识精英都难于解释了。同时，智库需要“走出去”调研，广泛进行国际交流，有一线的鲜活认知，否则研究就变得浮光掠影、人云亦云，甚至以讹传讹。现在不少智库都热衷于做媒体、跟热点，智库微信公众号成为主要的信息交流场，很多重大严肃的问题在公众号的发文中往往标题很“抓眼球”，但内容区分度不高，基础性和思想性不强，却成为智库相互“借鉴”的研究基础“材料”，老老实实看原文、盯动态、做调研的人越发成为少数。当前美国利益集团的分化、社会的分层、政治的极化、产业的变化等问题，都亟待智库为政府决策提供切实可行的咨政建议，不做深入研究，如何得出深刻结论？
第二是要准确地介绍自己。智库学者要通过对外交流把中国的道路和实践真实地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学界介绍和呈现出来。基于智库学者的身份定位，这种呈现应该是学理性呈现，而不是媒体性呈现。要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道理，不要为讲故事而讲故事，学理性解析、深刻性分析、系统性呈现中国发展的历史和理论逻辑才是智库的使命，如果智库满足于媒体性呈现，反而会失之于传播力和公信力的不足。
学理性阐释的能力来自智库对中国自身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当下有一种现象是智库对外部世界的研究多于对本国的研究，对本国的研究往往“不识庐山真面目”，或者“自以为是”。如果智库更多地从“第三方”视角出发把中国当成“外国”来研究，突出研究的本体性和客观性，是否更有利于认清我们自己？中国复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变量，我们对于这个动力源头有多少了解？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复兴是一个历史过程，而特朗普执政和美国大选等都是阶段性事件。2020年，世界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二是美国大选，三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国智库学者对前两件事关注多、投入多；相反，对我们自身的大势，如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和逻辑、对全球的意义等重大课题研究不足。如果我们了解自己不够深刻，又如何对自身进行学理性阐释并与国外智库进行深入交流？
当前部分国家对中国存在误判，除了是其“戴有色眼镜”的原因外，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学界对外阐释中国的话语供给不足所致。甚至智库界还出现被国外一知半解的研究和对中国议题的设置带偏方向的问题。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相互塑造是我们未来五年和十五年这一历史阶段的最大话题，智库需要从对中国问题的本体认识出发进行深度研究，为引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提出思路和方法。
第三是需要理论的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丰富，其中，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在实践中形成习近平强军思想、外交思想、经济思想、法治思想、生态文明思想等重要思想。但智库界从学理层面对这些重要思想的理论构建和理论阐释工作相对滞后，在对外交流研讨时，往往对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照搬照抄而不能活学活用，更不善于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和逻辑去讲述中国故事，导致智库交流效果不彰。
反观世界上智库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譬如美国，其智库在国家崛起阶段便对美国国家战略进行了原创性的理论构建和学理性阐释，形成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影响深远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流派，产生了长期持续性的战略影响，甚至塑造了整个世界的认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21世纪世界形势发展的最大变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伟大实践，应通过理论创新完成体系性的学理阐释，并在“东升西降”的世界大势中力求引领思想和理论缺失的世界。但目前，不少智库还停留在用西方理论框架体系解释中国发展的阶段，而中国的实践是无法用西方既有的理论体系解释清楚的。
比如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国经济自由化进程必然导致西式自由民主出现，这种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伟大的思想创造，无法理解中国如何能够在公平和效率之间达至平衡，无法理解中国为何能够既长期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又长期保持政治社会稳定。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作为后兴大国能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不是“国强必霸”，以及为什么“一带一路”是划时代的跨国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而不是地缘政治扩张。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倡议的学理性阐释不足与跟进不及时。中美双方在奥巴马任期内曾经达成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其时美方虽半推半就，但对此是不排斥的。事实上，自提出这一建设性构想以来，中方始终没有放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14个字，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对中美关系最好的也最符合实际的设计和愿景。在同拜登总统的通话中，习近平主席再次重申了这一思想。中国智库理应以此为基础拿出一套有说服力的、具体的、行之有效的路线图，但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和学理性阐释没有跟上。
其结果，不仅未形成理论突破，而且在实践上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声不足，导致舆论场多被美国塑造牵引。特朗普视中国为威胁，拜登视中国为挑战，美国智库普遍视中国为战略竞争者，不少智库的研究也就跟着这样的调子走，基本上围绕“竞争”打转，无形中陷入了走不出的“陷阱”，甚至一度热议所谓学理上和论证上极不成熟的“修昔底德陷阱”。较少提出独立性见解来有效引导国内外舆论更多地从积极的、建设性的角度思考中美关系的未来。
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行学理性阐释不仅对对外发声意义重大，同时对主动塑造中美关系的未来也是至关重要的。未来30年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解析中美战略相持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矛盾，还是可以相互整合？如果二者能够相互整合，那我们的对美政策能不能按照这个思路设计？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都需要中国智库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进行理论的突破与构建。
第四是要破解当下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智库既要进行“广大深远”的战略谋划和预置，也要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中，紧扣中央关切，就国际重大突发事件、地区热点、周边安全等与我关联度较强的问题第一时间拿出具体和操作性强的对策建议。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中，中国对各类突发和热点国际问题持什么样的立场？持这种立场的原因是什么？应如何应对？这种迅捷精准的咨政能力和对问题的真知灼见不是一日之功，需要前期做好扎实的基础研究，需要具备敏锐的政策嗅觉，需要对内外大局的全面把握，是对智库研究水准和反应能力的考验。
总而言之，基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当下发展的大时空背景的变化，我们应当客观、全面思考新型智库建设五年来的成就、经验与不足，回应时代呼唤，承担历史使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思想动力。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