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我国“十四五”高质量发展
我国“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乎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关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原本预估，今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态势、所处的世界经济格局相较于以往多个五年时期，不会有太多的波动和异常。然而，我国眼前面临的西方国家打压、全球经济疲软、疫情深度影响、全球化逆流等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极有可能延续至“十四五”。可以预判：在如此严峻复杂环境下，实现上述既定目标，难度系数有所增加。这就对如何推进“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寄予了更多期待。
鉴于此，本文以如何推进我国“十四五”高质量发展为问题导向和落脚点，在界定国内外发展环境、把握发展面临的各种软硬约束条件的基础上，构建了“三化” +“三群”+“三放”发力体系的分析框架。
冷静、客观、审慎地界定国内外发展环境
（一）国际发展环境：外部更加复杂+内部更加依托国内市场
分析研判目前可得性信息、资料、数据，“十四五”时期我国面临高度复杂多变外部政治环境、外交环境、经济环境，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起与我国多领域和多层面脱钩、排斥、对立等会成为常态。在可能形成以美国、欧盟、中国为主导的三个平行市场下，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今后包括“十四五”时期在内的更长一段时期的现实选择。这是我国今后五年发展赖以依托和遵循的一条主线，决定了五年发展的目标、原则、路径、战略、举措、重点等都要服从于它。这就意味着，我国须摆脱过去四十多年来延续的外循环主导模式，在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前提下，更多地立足于国内市场挖掘经济增长动力；更多地依托于国内市场畅通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推进信息共享、技术合作研发、产业链升级等。
（二）国内发展环境：竞争主基调+改革主旋律
据测度，我国“十四五”期间GDP增速在5%—5.5%左右。在此背景以及我国多年发展的路径依赖下，国内发展态势将会呈现以下几个显著特征：一是外部市场转向内部市场造成区域之间、省与省之间在产业分工、优惠政策、人才争夺、营商环境等方面竞争更加激烈。二是全球产业链因疫情影响，各地区会更加注重打造产业链集群，以实现经济效益和安全两者之间的平衡。三是城市群尤其是特大城市群的发展会日益得到国家战略的支持。四是各地会加大改革和创新力度，弥补人口红利和低成本式微，释放制度红利和改革红利。
准确、全面、辩证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约束条件
1.主要优势与机遇。一是宏观而言，改革红利、制度红利将会释放巨大发展红利。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工业化率、科研成果转化率等远低于发达国家，差距蕴含着追赶的后发优势。“十四五”期间，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领域改革，将极大松绑束缚发展的桎梏，释放巨大的发展动能。二是中观上讲，我国目前拥有的局部领先科研实力、部分领域自主创新实力、正在培育的数量众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等多个世界级城市群、完善的工业体系、超前部署的5G等新型基础设施等，会在以信息革命驱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巨大引领和带动作用。三是微观来看，我国东中西差异性要素禀赋、1亿多市场经济主体、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4亿中等收入群体、民企巨大就业岗位创造能力、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动力等，将会对繁荣和促进市场经济产生庞大驱动和支撑作用。
2.主要困难与挑战。一是高端封锁的挑战。我国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技术短板现象成为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掣肘，尤其是在高端芯片、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等方面。这些技术无法通过技术转让或合作获取，只能通过我国自主研发，这必然伴随投入大、风险高、周期长等现实问题。二是产业外溢的挑战。基于综合成本在不同国家之间比较，一些领域的产业有向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转移的迹象和趋势，这会冲击我国制造业发展基础，并带来资金流出和人口就业等问题。三是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劣势。东中西部的落差劣势超过差距追赶优势。突出表现在在产业基础、制度性成本、区位环境、营商环境、人力资本禀赋、城市群一体化程度、思维理念、开拓创新等方面。
构建契合我国实际的“三化+三群+三放”发力体系
作个比喻，一辆汽车，能否平稳较快地行驶，除了道路质量、天气等外部因素以外，主要取决于自身三个因素：引擎动力、车身结构、控制系统。结合前文述及我国“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将更多依赖国内环境，以及我国自身具备的优势、面临的挑战等论述，如果把我国“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比喻为行驶的汽车，实现高质量发展，则自身三个主要因素至关重要：发展动力、发展载体、发展保障。发展动力相当于引擎动力、发展载体近似于车身结构、发展保障类似于控制系统。三者之间辩证联系如下图显示。其中，发展动力是新型城镇化、数字化、工业化；发展载体是环中心城市的城市群、产业集群、世界级城市群；发展保障是思想解放、对外开放、要素释放。
（一）“三化”：新型城镇化+数字化+工业化
1.推进新型城镇化。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60.6%，发达国家一般在80%以上。我国城市化率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我国城市化率比在国际上处在同样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低了5%-10%。而差距就是追赶和发展的空间。有分析表明，提高城镇化率，能够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扩大内需，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我国“十四五”时期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应重点突出三个重点环节，即有工作岗位、有消费能力、有发展空间。一是坚持房住不炒，引导金融资本更多服务实体经济，创造更多数量和更高质量的岗位，为进城人员提供生存空间和发挥能力舞台。二是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提高教育、医疗、卫生等资源覆盖面，降低自身费用负担比例，让新居民留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其他生产或生活类消费。三是通过大力发展环中心城市的都市圈，增强对各类生产要素的吸附能力，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推进的空间和载体。
2.推进数字化。数字经济将在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有趋势显示：未来五年是数字经济迅猛发展、产业数字化加速推进、数字技术竞争加剧的五年。一是充分发挥我国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实验室、省级科研院所优势，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研究和重大科技项目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和高端封锁。二是重视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的作用，在全国培育和发展数据要素市场，释放数据红利，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三是大力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互联网+一产二产三产”向纵深发展，释放数字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
3.推进工业化。综合分析经济发展规律、美国工业互联网、德国工业4.0、“中国制造2025”以及我国要素资源禀赋等因素，“十四五”期间我国应牢固树立工业强国尤其是制造业强基固本战略，通过加速工业化，牵引和驱动经济社会更高质量发展。一是加强资本市场监管，弘扬企业家精神，保护产权，落实各项政策，支持和壮大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发展。二是加大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投入，用信息化赋能制造业向智能制造和智慧制造升级。三是进一步完善产学研企对接、技术成果转化、人力资本培育、有效资本形成等机制，夯实工业化基础。
（二）“三群”：环中心城市的城市群+产业集群+世界级城市群
1.建设环中心城市的城市群。城市群的发展，有利于城市与城市之间优势互补、要素优化配置、能量交换、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综合竞争力。在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强化中心城市多重功能的要求下，中心城市（省会城市或次省会城市）不仅在现实中得到验证，也将在久远的将来佐证：其不仅在经济体量上一绝骑尘，而且有能力发挥自身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几个城市加快发展。如，中西部省份的环郑州、环武汉、环成都、环西安，以及东部地区的环青岛、环厦门、环深圳等。一是各个城市在发展导向上，应瞄准毗邻的省内中心城市，分析自身在环中心城市的城市群中的优势与劣势、基础和机遇，在产业上做配套、在功能上做配角、在资源上做配置，发挥出自身比较优势。二是突破行政规划局限，部分城市遵循经济发展规律，选择融入本省或邻近省份的中心城市的城市群。如，安徽省的滁州市、马鞍山市积极向江苏省南京市靠拢，浙江省嘉兴市无缝接轨上海市。三是由于中心城市周边的几个城市在人文、历史、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趋同，推行高度一体化的政策和举措不仅较为可行，更能加速各类要素的双向流动和区域间的相互竞争，从而加速城市群的发展。因此，地方政府应在交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一体化等方面提速提效。
2.建设产业集群。美国管理学教授波特指出，产业集群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产业集群有助于加强信息沟通与分享、协同创新、降低成本、发挥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进而通过形成单个增长极推动区域及周边经济增长。从调研中可以看到，但凡某个经济总量较大的地市或县域，一般均具备多个数量、质量较高、竞争力较强的大型产业集群。如，江苏省苏州市及下辖昆山市、张家港市等。因此，我国应在注重发挥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发挥政府“有形之手”作用，加强产业布局规划和引领，因地制宜加大投资和建设，既打造具有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集群，更应打造包括人工智能、新材料、高端装备、高端芯片、生物医药等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形成世界级-国家级-省级产业集群多点支撑的发展态势。
3.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经济学家断言，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基本单位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更不是地区，而是城市群。特别是在国际形势多变、国内国际双循环背景下，通过国家重大战略重点支持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城市群打造成产业基础雄厚、带动辐射力强、创新发展高地的世界级城市群，将具有几个优势。一是世界级的跨多个省份的城市群不同于单个环中心城市的城市群，其相对比较优势能得到更多叠加和放大，资源整合能力得到更多提升和拓展，发展的空间和张力大大增强。二是世界级的城市群能以产业链创新链嵌入全国和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与合作，实现产业链“双重嵌入”和价值链“两端攀升”。三是世界级的城市群彼此之间开放、竞争、合作，能够承担起构建双循环新型发展格局之重任。因此，应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对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给予更多政策支持。
（三）“三放”：思想解放+对外开放+要素释放
1.推动思想解放。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深圳、上海浦东新区等地波澜壮阔的发展史，始终与社会各界的思想解放密切相关、相辅相成。一是应再次发扬敢为人先、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打破束手束脚、瞻前顾后的条条框框，牢固树立只要法律、政策、规定没有明文禁止，均鼓励探索和实践的理念，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创新要素、创新精神竞相迸发。二是进一步健全可操作的容错纠错机制和干事创业激励机制，让广大干部心无旁骛投身工作中去。三是以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为准则，进一步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尊重企业家，激励全球范围内企业家在我国想投资、敢创业、能发展。
2.推动对外开放。越是国际大循环受阻，我国应越是敞开胸襟，通过主动加大对国外市场的开放力度，推动市场主体之间相互竞争、实现资金、技术、管理、制度的引进和作用发挥。一方面，凡是能对外开放的领域，如能源、电信、公用事业、交通运输等，下决心冲破行政壁垒和政策歧视，勇于打破固有利益格局，秉持竞争中性原则，一视同仁向外企、国企、民企开放。另一方面，应突出更好发挥政府职能作用，扮演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角色，逐步减少它对市场性、盈利性事物的直接插手和不必要的干预，让民众有更多的市场选择权，以及赋予它们更多的自由进入与退出权，构建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
3.推动要素释放。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依赖于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边际增长、自由流动、优化配置。这需要扎实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打通区域之间、部门之间、产业之间要素释放堵点。一是围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展率先探索实践，盘活巨大土地市场资源，促进土地要素自由流动，并进而诱致低中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二是推进束缚资本、资金、企业家、科研人员、技术等各类要素的制度性改革，比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投融资制度改革、技术产权交易制度改革、国资国企改革等。通过打造政策高地，虹吸全球优质要素向我国汇集，形成各类要素顺畅流动、优化配置、促进发展的蓬勃局面。三是大胆改革现有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试行将行政力量是否干预分割市场、是否重投资轻消费、是否简政放权到位等行为纳入考核内容，引导和促进各级干部增强市场经济意识和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真正形成推动要素释放的强大动力。
